刘勰于《文心雕龙》中为“隐秀”特设专篇,强调含蓄蕴藉、意味无穷、优美秀丽的美学风范,不仅对古典文学创作中“文”与“质”的关系处理起到正面引导,对“言”与“意”的关系进一步阐释,也为唐人“意境”说做了铺垫。“幽玄”植根中国,但东渡日本后落地生花,于日本中世迅速成长,成为了具有独立意义的日本美学范畴,包含余韵无穷、精约典雅、柔婉秀丽等美学内涵,对后世“侘寂”、“风雅”等范畴有着深刻影响。二者拥有相似的美学特征,都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日当时最高的理论成就及文学精神。对“隐秀”和“幽玄”进行比较研究,能够更加凸显中日文论、美学间的联结性和各自的独特性。本论文将“隐秀”和“幽玄”两个美学范畴的比较放置于中日历史、文化的广阔背景下,归纳出二者潜在的历史关联性,审美思维和美学意义的同与异,兼具影响史、阐释史等方面内容。全篇主要由绪论、正文、结语组成。第一部分绪论首先介绍了古代中日文学影响、交流的历史背景,以及“隐秀”和“幽玄”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性。然后在介绍“隐秀”与“幽玄”比较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又分别总结二者的中日研究状况。最后阐明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性。第二部分正文分三个章节组成,第一章节从范畴论的角度,分别溯源“隐秀”和“幽玄”,前者以刘勰合用为界,后者分中日典籍中的使用情况进行论述。其中“隐”和“秀”合用前就已具有一定的审美意义,而“幽”与“玄”在中国典籍中基本不具备在日本传播后所产生的美学内涵。刘勰合用“隐秀”,以“隐体秀用”为基本思路,意图纠正齐梁文坛的消闲文风。“幽玄”传入日本后,于鸭长明手上走向高潮,以“内含余情”,“外透景气”为标准,也是为了矫正和歌于平安末期渐渐流于歌颂的浅俗歌风。“幽玄”理论在日经历了几代歌人的发展与丰满,在此过程中同“隐秀”审美内涵极为相似的“秀逸”曾对其产生影响。第二章节从创作论的角度,对二者进行比较。首先审美主体部分,“隐秀”代表的士大夫阶级兼有儒家诗教的“言志”和魏晋以来文学自觉的“缘情”审美心理,而“幽玄”代表的隐士、僧人、贵族妇女则继承和歌“发言于心地”的传统,强调“愍物宗情”的审美心理。这是建立在中日文学政治化程度差异基础上于审美主体的一种典型表现。其次审美客体及主客交融部分,中日文化中对审美客体“物”的界定存在着本质性差异,即客观现实性与主观虚构性的对立。但于“隐秀”和“幽玄”具体的客体表现中,其相同点在于都呈现出对自然万物之景的自觉观照,不过“隐秀”侧重“物”表现得自然化的基础上进行人工雕饰,而“幽玄”强调随着情感的抒发自然而然得再现“物”。第三章节从风格论的角度,对二者进行比较。“隐秀”和“幽玄”于语言层面的美学特点有着明显的趋同性,即含蓄和优美,都强调用词洗练,心意沉潜,和谐美妙,秀丽典雅。但同中存异的是“隐秀”于“隐言”之外强调“重旨”、“义丰”,“秀句”以“清丽雅润”作为基本标准,而“幽玄”之“言隐”指向整体内涵、氛围的飘渺,且并不强调“秀句”,呈现以“清艳愀创”为美的特点。从外在显现深入到内在取向,“隐秀”承接了建安风清骨峻的“刚”美和太康以来清明流丽的“柔”美,表现出对中国文化“中和之美”的追求;“幽玄”则深受日本民族偏爱纤细的美意识影响,呈现出对“至柔至纤”及“极端之美”的追求。第三部分结语,统合全文,通过二者的比较,以期对中日文化、文学的交流产生独特的参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