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希腊以来,理性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在工业化之前,它没有与暴力合谋。然而,自工业革命之后,理性却成了符合工业利益的合谋,退化为工具理性,并在一味地追求进步中,制造着新的野蛮和暴力,——对自然,也对人类。阿多诺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这种工具理性的暴力的文化心理根源,作出了透彻的分析。本论文即是对阿多诺这些反思性分析的跟随,从阿多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对现代主义艺术的肯定中,理出为我们时代所接受的、对思考现代性、艺术和精神创造有帮助的启迪。 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是对人类整体的苦难及其解放的企图作出的悲观的预言。他认为,仅靠人类自身的理性努力——马克思所预言的生产力的解放——来达到人类心目中的幸福几乎不可能。因为生产力不仅生产物质,它也生产暴力,它不可能满足人的精神幸福的需求。因而人类主体,应在自身的历程中通过艺术的幻象,或乌托邦的构造来实现新的超越,完成对生命苦难的救赎。奥德赛的故事本身的启示是:在暴力和使暴力的呈现成为可能的叙事中,沉思和追忆的艺术超越契机隐含在史诗的同一瞬间。这既是人认识从而支配自然的瞬间,也是人们体验创造的瞬间。在这样的创造中,艺术承担了救赎的职能。 通过对文化工业,大众文化的批判,阿多诺和许多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一样,极力反对技术所带来的没有真正内容的、片面同一的文化生产。它使人把文化当作一种消费品,并在消费中泯灭个体的独特性,使大众心灵变成简单,划一,这是对人类精神多样化契机的扼杀。阿多诺在这里探讨了艺术的自律与他律的问题,并认为艺术要像单子一样保持自律性的同时,呈现他律性的内容要素,通过对抗来保留精神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