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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重器乃立国之本，国之粮食乃立本之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既是粮食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和进口大国。粮食安全既是中国农业最直接和最现实的问题，也是国家经济社会安全的底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粮食安全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思想和科学论断，作出“紧平衡很可能是中国粮食安全的长期态势，调不好就会失衡”的判断，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然而，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竞争效益不高带来务农缺乏比较优势，大量农村青壮年优质劳动力持续“非农化”转移，农业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不断下降。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带来农业劳动力年龄结构的显著改变，具体表现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突出。中国老龄科学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村60～64岁、65～69岁以及70～74岁的老人中，分别有62.7％、47.6％和29.2％的人依然从事农业生产。伴随“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老一辈农民逐渐退出农业，未来“谁来种地、如何种地”以及如何保障粮食安全成为农业农村亟待回答的问题。依据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专家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老龄农业劳动力受生理机能加速下降以及思想观念僵化等因素影响，理论上，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会对粮食产量带来负向影响，甚至危及粮食安全。但现实情况是，中国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18万吨提高到2018年的65789万吨，尤其是2004至2015年期间，中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十二连增”同时并存，背后的逻辑机理是什么?目前，学术界暂未有定论，有必要进一步深化研究。
近年来，虽然各地涌现出一大批新型农业主体且以中青年居多，但粮食生产必要环节仍然以雇佣农村老年人为主。中国粮食危机仍然潜伏着，耕地面积己经逼近18亿亩红线，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50％。农村耕地被占用、抛荒和“双改单”现象突出，制约粮食产量稳定增长。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将近14亿人的吃饭问题过度寄托在进口上既不现实也不安全。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决不能动摇。“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是中国的农情，决定很多地区不可能像欧美一样搞大规模农业和大机械作业，而是要通过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规模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意味着，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家庭经营仍然是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现代化并不意味将小农赶出去。国外经验表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进程并非短期过渡现象。因此，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与粮食产量稳定增长矛盾短期难以解决。
因此，如何科学解释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十二连增”并存现象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问题。本文引入人力资本概念，将农业生产性服务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一个分析劳动力老龄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与粮食生产三者关系的理论框架，并立足该框架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对中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十二连增”并存问题进行探索研究。基于2003-2016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实证考察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与粮食产量稳定增长的关系机理。但是，鉴于宏观数据的局限性和可获得性，有关不同老龄农业劳动力年龄起点界定下，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产量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不同农业生产性服务的细分指标对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关系的调节效应如何?园田化或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带来的耕地条件改善、农业生产性服务、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之间是否存在特殊关系?这些问题的研究，难以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因此，本文将研究视角转向微观农户层面，利用2015年江西省的调查数据进一步实证考察。
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在中国粮食供给较为充足和“三量齐增”背景下，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产量的不利影响被长期遮掩。问题的真相在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会对粮食产量带来不利影响，主要影响机制在于“健康和体力下降效应”以及“路径依赖效应”。
(2)整体来看，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细分不同农业生产性服务类别来看，一是农业科技培训服务暂未表现出正向调节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当前中国老龄农业劳动力过分依赖耕作经验，对农业科技培训积极性、认可度和应用水平不高，农业科技培训供需不匹配等。二是农机作业服务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主要作用机制在于农业机械化服务大幅降低了粮食生产对劳动力在健康、体力、智力等要求，使得老龄农业劳动力从事粮食生产成为可能且促进了农业“趋粮化”。
(3)耕地条件的改善强化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正向调节作用，进而显著缓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产量的不利影响。主要机制在于，经过园田化或高标准农田建设带来的耕地条件改善更有利于提升农机作业服务的供给和应用水平，促进了农机作业服务业对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的正向调节作用发挥，进而缓解了老龄农业劳动力对粮食产量的不利影响。
(4)区分不同老龄农业劳动力年龄起点界定标准来看，相比于本文提出的65岁老龄农业劳动力年龄起点标准，以50、55和60岁为标准的老龄农业劳动力对粮食产量没有显著的负效应;区分不同粮食品种来看，农业劳动老龄化对稻谷、玉米和小麦生产均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劳动力老龄化与稻谷、玉米和小麦生产关系也都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区分不同粮食区域来看，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主产区中粮食产量具有负向效应，而对粮食非主产区暂未表现出负向影响。无论是粮食主产区还是非主产区，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关系都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
(5)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要小于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产量的负向影响。这说明，还存在除农业生产性服务以外调节因素对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本论文共分为7章，由导论、概念界定、文献回顾、理论分析、现实考察、实证分析、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等构成。相关研究结论有利于深化理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十二连增”并存现象背后的概念逻辑，有望针对现有文献有关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产量影响结论存在较大分歧，在一定程度上给出合理解释，有助于为破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难题提供新思路和新启示，也为中央正大力发展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政策依据和理论支持，不仅具有一般经济、社会意义，而且具有突出的政治意义。
然而，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竞争效益不高带来务农缺乏比较优势，大量农村青壮年优质劳动力持续“非农化”转移，农业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不断下降。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带来农业劳动力年龄结构的显著改变，具体表现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突出。中国老龄科学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村60～64岁、65～69岁以及70～74岁的老人中，分别有62.7％、47.6％和29.2％的人依然从事农业生产。伴随“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老一辈农民逐渐退出农业，未来“谁来种地、如何种地”以及如何保障粮食安全成为农业农村亟待回答的问题。依据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专家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老龄农业劳动力受生理机能加速下降以及思想观念僵化等因素影响，理论上，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会对粮食产量带来负向影响，甚至危及粮食安全。但现实情况是，中国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18万吨提高到2018年的65789万吨，尤其是2004至2015年期间，中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十二连增”同时并存，背后的逻辑机理是什么?目前，学术界暂未有定论，有必要进一步深化研究。
近年来，虽然各地涌现出一大批新型农业主体且以中青年居多，但粮食生产必要环节仍然以雇佣农村老年人为主。中国粮食危机仍然潜伏着，耕地面积己经逼近18亿亩红线，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50％。农村耕地被占用、抛荒和“双改单”现象突出，制约粮食产量稳定增长。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将近14亿人的吃饭问题过度寄托在进口上既不现实也不安全。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决不能动摇。“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是中国的农情，决定很多地区不可能像欧美一样搞大规模农业和大机械作业，而是要通过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规模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意味着，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家庭经营仍然是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现代化并不意味将小农赶出去。国外经验表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进程并非短期过渡现象。因此，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与粮食产量稳定增长矛盾短期难以解决。
因此，如何科学解释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十二连增”并存现象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问题。本文引入人力资本概念，将农业生产性服务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一个分析劳动力老龄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与粮食生产三者关系的理论框架，并立足该框架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对中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十二连增”并存问题进行探索研究。基于2003-2016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实证考察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与粮食产量稳定增长的关系机理。但是，鉴于宏观数据的局限性和可获得性，有关不同老龄农业劳动力年龄起点界定下，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产量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不同农业生产性服务的细分指标对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关系的调节效应如何?园田化或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带来的耕地条件改善、农业生产性服务、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之间是否存在特殊关系?这些问题的研究，难以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因此，本文将研究视角转向微观农户层面，利用2015年江西省的调查数据进一步实证考察。
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在中国粮食供给较为充足和“三量齐增”背景下，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产量的不利影响被长期遮掩。问题的真相在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会对粮食产量带来不利影响，主要影响机制在于“健康和体力下降效应”以及“路径依赖效应”。
(2)整体来看，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细分不同农业生产性服务类别来看，一是农业科技培训服务暂未表现出正向调节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当前中国老龄农业劳动力过分依赖耕作经验，对农业科技培训积极性、认可度和应用水平不高，农业科技培训供需不匹配等。二是农机作业服务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主要作用机制在于农业机械化服务大幅降低了粮食生产对劳动力在健康、体力、智力等要求，使得老龄农业劳动力从事粮食生产成为可能且促进了农业“趋粮化”。
(3)耕地条件的改善强化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正向调节作用，进而显著缓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产量的不利影响。主要机制在于，经过园田化或高标准农田建设带来的耕地条件改善更有利于提升农机作业服务的供给和应用水平，促进了农机作业服务业对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的正向调节作用发挥，进而缓解了老龄农业劳动力对粮食产量的不利影响。
(4)区分不同老龄农业劳动力年龄起点界定标准来看，相比于本文提出的65岁老龄农业劳动力年龄起点标准，以50、55和60岁为标准的老龄农业劳动力对粮食产量没有显著的负效应;区分不同粮食品种来看，农业劳动老龄化对稻谷、玉米和小麦生产均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劳动力老龄化与稻谷、玉米和小麦生产关系也都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区分不同粮食区域来看，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主产区中粮食产量具有负向效应，而对粮食非主产区暂未表现出负向影响。无论是粮食主产区还是非主产区，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关系都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
(5)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要小于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产量的负向影响。这说明，还存在除农业生产性服务以外调节因素对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本论文共分为7章，由导论、概念界定、文献回顾、理论分析、现实考察、实证分析、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等构成。相关研究结论有利于深化理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产量“十二连增”并存现象背后的概念逻辑，有望针对现有文献有关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产量影响结论存在较大分歧，在一定程度上给出合理解释，有助于为破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难题提供新思路和新启示，也为中央正大力发展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政策依据和理论支持，不仅具有一般经济、社会意义，而且具有突出的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