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为四章,以中西会通为背景,探究张元济的出版思想。张元济的出版活动主要从图书、教科书的出版,新式学校及图书馆的建立来阐明。第一章主要阐述张元济思想的形成背景,背景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是张元济出版思想形成的社会大背景,二是张元济个人思想形成的小背景。大背景即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鸦片战争后,西方的文化传入中国,形成了新的文化结构与社会思潮。儒学在西学传入之前主要处于正统地位,传入之后受到新学科如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冲击,这使西学逐渐受到重视。近代国人学习西学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洋务运动时期,主要学习西方的声、光、电等技术,处于器物层面;第二阶段主要是百日维新时期,大体学习西方的经济、政治,处于制度层面。这就是张元济出版思想形成的大背景。张元济早期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参加科举考试而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甲午战争后,张元济思想发生变化,开始关注新学,并努力学习西方文化知识如英语。他身边的朋友严复、蔡元培均是当时思想进步人士,并且他们之间时常进行交流,他们二人对西学以及对社会潮流的看法也会或多或少的感染他。张元济个人思想的形成大体就是受他自身教育与身边朋友的影响,这就是小背景。第二章阐述张元济及其主持商务印书馆出版西学图书促进中西文化会通。首先分析了张元济的图书出版策划,作者编辑、选题是出版策划的两大重点要素,笔者对此进行了重点论述。清末时期,译才甚少,而张元济却能建立一批高质量的作者队伍这与他重视人才有关,与他选择编辑的第一要素就是才能有关。对于图书选题,从张元济进馆时的初衷,“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以及他对一些图书如《天演论》、《历史丛书》策划出版,此类书在当时都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以此推导出张元济的选题以具有社会教育意义为标准。然后笔者分析了张元济策划西学书籍如人文科技译著和外文工具书对中西会通的影响。严复译著在西学东渐史上影响深远,而张元济对严复翻译事宜很关注,策划出版了严复的多部译著,严复译著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至少有一部分因素要归功于张元济的策划出版。其次,张元济对外文辞典类工具书的出版很注重,他的日记书信中常有记载。商务印书馆是近代辞典出版重镇,馆内出版的外文工具书对引进西方语言知识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张元济对此也有贡献。第三章主要分析张元济与商务同仁策划的教科书对中西会通的影响。新式教科书相较于传统童蒙读本、四书五经,其在形式、内容上主要表现为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观点新颖。形式上表现为课与课之间、册与册之间、年级与年级之间,难度逐渐递进；内容上表现为宣传了新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如课本内容阐述了我们不要迷信要相信科学,国人要持爱国主义思想,女子也应该进学堂读书。这些观点在当时无疑是前卫的、新颖的并且是具有国民教育意义的。对于教科书对中西会通的影响,文章主要分析了主流文献与之报道,历史文化名人谈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对他们的影响。其次,进一步阐发了新式教科书政治、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分析张元济主持出版的教科书宣传了哪些西学方面的内容以及影响。第四章论述张元济与新式院校、图书馆的建立以及它们对中西会通的影响。师范学校在新式学校中较特殊,它是培养教师的基地。笔者将新式学校类型主要划分为师范类教育机构与非师范类教育机构。就师范类教育机构,张元济创办了小学讲习班、师范讲习社；就非师范类教育机构而言,张元济注重小学的推广,出国期间重点考察了小学教育制度。其次他创办了函授学社,在当时也较有影响。张元济对新式院校的建立不仅实现了中西文化会通,同时也拓宽了传播中西文化的渠道。对于图书馆的建立,笔者通过分析张元济与朋友书信,发现他很重视图书馆的建设。著名的东方图书馆就是他一手创立,东方图书馆的建立增加了文化传播的渠道,进一步推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国近代的文化属性很特殊,区别于中国的任何时代。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主体文化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之后由于西方文化的逐渐入驻,中西文化处于融合的一种状态。张元济的出版思想诞生于这一中西会通语境中。意识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反映。①张元济跨越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他的思想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的文化变迁。从张元济的出版思想这一视角出发,可以探出中国近代文化的大体轮廓。同时,张元济的出版思想具有跨时代的现实意义。商务印书馆于中国近代以至在现代在出版界仍居重要地位,张元济作为商务印书馆灵魂似的人物,将商务印书馆从一家默默无名的印刷所经营成为旧中国远东地区负有盛名的出版企业,他的出版思想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他策划的图书、教科书,影响深远,他在经营纸质图书的同时,还建立了新式院校、图书馆,他的这种多元化的经营方式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借鉴意义。通过研究张元济的出版思想不仅能发掘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历程,而且能了解他策划图书的思想精髓以及他先进的经营模式,这就是研究张元济的出版思想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