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发明制度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基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的考量、对技术创新权益归属的迥异立场、以及社会文化、民族传统的差异,各国职务发明制度安排的模式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而职务发明制度设计的优劣,直接关涉到自主知识产权的产生、使用与推广普及,故有效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水平和经济水平的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正是研究的意义所在。中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可比性在于两国地理位置极为相近、历史同源、文化同质、法系一致,在政治互信、经贸往来方面关系密切,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构建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两国知识产权立法沿革、基本内容以及主要发展模式进行分析比较,可为我国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本文以中日职务发明制度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观察两国职务发明制度的发展趋势和立法思路,启发对我国职务发明立法的反思和优化：我国的立法选择究竟是采“雇主优先”还是“雇员优先”的模式?我国现行职务发明制度是否符合我国国情?是否需要修改及怎样修改?本文以比较法学的原理和方法为主要工具,对中日职务发明制度的历史渊源、背景、权利性质和特点、权利归属、报酬分配以及实施效果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分析和考察。通过比较考察,笔者认为中日职务发明制度中存在诸多本质差异：立法模式方面,中国主要采用“单位优先”的模式,日本则是“雇员优先”的典型国家；性质方面,中国主要将职务发明报酬当作劳动报酬来看待,日本的职务发明报酬权是知识产权的一部分；范围界定方面,中国的职务发明范围比日本广泛；权利归属方面,中国归单位所有,日本归属于雇员；报酬分配方面,中国主要以法的形式规定报酬数额,日本法律只对报酬标准做原则性规定,将制定具体报酬计算标准的权利下放至企业；在实施效果方面,日本则明显好于我国,在职务发明专利占全年所有专利的比例上,日本长期保持在90%以上,而我国经常不足60%；在职务发明人创造积极性上,日本通过实施对雇员权益的强保护机制,激励雇员发明创新,而我国由于历史和体制等多方面原因,没有充分维护职务发明人的正当权益,且欠缺有效的激励措施,抑制了发明人的创造热情；在企业发展策略选择上日本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许可、转让、投资入股、合作等商业化运营方式为知识产权增值,己成为企业占领市场、持久发展的重要战略,而我国许多单位怠于行使权利,经常将职务发明成果束之高阁,不愿花更多精力进行后续研发、知识产权产品转化和市场开拓；在社会效益上,日本在知识产权立国战略的推动下走上了富国利民的道路,而我国则出现了高端科技人才流失,自主知识产权较少的局面。探究中日职务发明制度如此巨大差异的成因,与两国的历史文化积淀、法律传统以及当前的社会形势是分不开的。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传统文化中推崇精神永存,物质分享的观念,并不重视保护知识产权,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确立起来。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现行的职务发明制度更注重保护单位利益。古代日本在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整个文化氛围也是抑制知识产权发展的,但是随着“明治维新”的全面改革,日本在1909年就效仿欧美专利制度在《特许法》中首次增加了职务发明相关规定。2005年新《特许法》完善了职务发明制度,注重通过对雇员的激励机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企业竞争力。笔者认为,比较中日职务发明制度的差异,并不能单纯以某一规则的阶段性绩效的胜出而结论,我们不宜轻率断言哪一国的更为有效或者优秀,每个国家采取不同的制度模式都有其必然的正当性理由,且都难以一蹴而就地构造出一种尽善尽美的制度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需要。我们只能结合本国国情,制定最能符合国家利益,最能保护当事人利益平衡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