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民事主体精力、时间及技能的限制,代理在民事生活中极其普遍。涉及代理三方关系的民间纠纷也绝非少数。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下称《民法总则》)颁布以来,第171条明确规定了被代理人未追认时无权代理人应承担的狭义无权代理民事责任,但审判实务中对该类案件的处理仍体现出理论上的困局。本文的第一部分对我国狭义无权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司法适用与立法规范做现状分析。审判实务中,当相对人起诉无权代理人与被代理人时,若被代理人不追认代理行为,法院倾向于认定合同在相对人与无权代理人之间生效,鲜有将无权代理人、相对人二者的过失状态作为考量因素,而认为合同的主体为无权代理人与相对人,径行判决无权代理人向相对人承担履行责任。审判实务与《民法总则》第171条的立法精神存在偏差,而该条文本身也仍然存在着解释上不明确、责任分配上不合理之处。本文的第二部分从理论层面探讨狭义无权代理人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对相对人承担民事责任。无论是在司法适用中,还是在立法规范中,狭义无权代理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均存在一定缺陷,故而需要首先找寻狭义无权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的理论基础,明确无权代理人基于什么承担责任。笔者将对契约当事人说、侵权行为说、缔约过失说、默示担保说、法定特别责任说分别进行分析,陈述利弊,最终确定以法定特别责任说为基础构建狭义无权代理人的民事责任。本文的第三部分探讨狭义无权代理人承担责任的立法模式。比较法上,存在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选择模式之立法,即相对人有权选择并请求无权代理人向自己承担履行责任或者赔偿责任;以瑞士、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单一立法模式,即相对人仅可请求无权代理人赔偿。为了充分保护相对人合理的信赖,在法定特别责任说基础之上,我国狭义无权代理民事责任制度在立法设计上将以法定的方式使得相对人要求无权代理人承担履行责任成为可能,即采取选择模式之立法。当无权代理人承担狭义无权代理民事责任时,相对人对责任的实现方式具有一定选择权。本文的第四部分进一步分析狭义无权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之范围。选择模式的立法之下,最终要回答如何具体承担狭义无权代理民事责任之疑问。出于信赖保护的目的,狭义无权代理民事责任制度保护的应当是善意的相对人,因此,第4款规定相对人非善意时的责任承担问题,实际上是对缔约过失责任的重申。当相对人为善意时,对无权代理人课以责任,应当区分无权代理人有无过失。因此,笔者认为对《民法总则》第171条第3款,可删繁就简并作出限缩解释: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当行为人非因过失不知自己存在代理权欠缺的,仅承担对善意相对人之信赖利益的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