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国际贸易具有强烈的冲撞与协调、竞争与合作的博弈特征。在这场博弈中,人们所期待的平和、有序、共赢的局面并没有如期出现。相反,国际贸易摩擦却频繁发生。贸易摩擦的发生,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探究最优路径化解贸易摩擦、实现各贸易方的正和博弈成为各国面临的重大课题。然而,现今的贸易学文献相当多还停留在完全分散和就事论事的状态,很难找到解释所有贸易摩擦行为的一般基础性原理,更缺乏对国际贸易摩擦产生的时代背景即技术快速变迁的分析,对贸易实践中出现的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也视而不见。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制度、结构和技术的视角来探讨国际贸易摩擦问题。希望能为实现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分析。本文在系统地综述已有的国际贸易摩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当今世界贸易摩擦此起彼伏的事实出发,以产业结构、制度差异和技术扩散为切入点,研究了国际贸易摩擦发生的原因、呈现的特征、产生的效应,构建了一个“结构互补──技术驱动──制度协调”三位一体的国际贸易共赢的理论框架。并解读了中外贸易摩擦,为正在崛起的中国提供了应对之策。国际贸易理论阐释了完全分工与贸易互利性的双赢理念。现实的贸易实践却是:在规模经济显著的钢铁、汽车等行业,在关乎国计民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农业以及能带来巨额利润的高科技产业和其它行业,出现了国与国之间的同构。出口相似性指数和产品相似系数显示了这种同构日趋严重。文中的博弈模型论证了产业结构的同构致使贸易摩擦风起云涌,呈现出广泛性特征。因此,要避免国际贸易摩擦,就得进行国际产业政策的协调,建构结构互补、水平分工与垂直分工交织并存的国际分工网络体系。“北-南贸易模型”和“蛙跳模型”认为技术的国际扩散会降低发达国家的相对福利水平,威胁发达国家的国际领先地位。基于以上认识,发达国家严格限制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这种限制使得设限方国际贸易收支不平衡持续扩大,而受限方却遭遇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贸易双方陷入冲突的困境。文章设计了走出困境的“技术驱动”型贸易模式。模式展示了国际贸易的新型合作竞争关系,揭示了国际贸易双赢的可能性,指出了知识产权等相关制度的约束更新了传统的贸易壁垒、降低了贸易摩擦发生的概率。正如诺斯提出的“制度启动贸易”的命题,制度在国际贸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运用进化博弈模型和回应反倾销博弈模型侧重剖析了WTO保障措施规则、反倾销协议及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漏洞和模糊性诱发国际贸易摩擦的机理,探讨了企业技术标准的国别差异与国际贸易摩擦的相关性。探寻了避免国际贸易摩擦,实现共赢性博弈的路径:建立激励相容的自由贸易机制、以公平为实质原则完善WTO各项制度、进行制度差异的协调。文章还对中外贸易摩擦进行了分析,得出的基本判断为:中国正在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国际贸易摩擦潮”。中国的崛起决定了“摩擦潮”出现的不可避免,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及制度的缺陷是“摩擦潮”形成的自身因素。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今后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地开展技术创新,完善与对外贸易有关的各项制度等。文章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汇率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国别差异引发国际贸易摩擦的问题,“技术驱动”贸易模式如何构建的问题、国际贸易摩擦理论的系统化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