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养现象在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渊源甚早。据现有文献记载商周时期已构建了基于宗法制的收养制度。自秦汉至魏晋,收养制度逐渐趋于完善,到唐时期俨然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收养规定。根据唐律的规定,收养制度按照被收养人的血脉亲疏和身份地位分为:异姓不得听养的制度,允许收养昭穆相当之子的立嗣制度,禁止收养非昭穆相当之人为承宗之人的制度,允许收养养女制度,允许收养三岁以下遗弃儿的制度,禁止养杂户为子孙的制度以及别色准法不得相养制度。笔者通过分析收养制度的源起和唐律中的收养制度,发现唐律及唐以前的律令也多以“听养同宗”兼“昭穆相当”为收养制度基本原则,其次发现法律变通早在唐就已存在。通过载有那个时代司法实践活动的古籍文献比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新唐书》、《旧唐书》、《文明判集残卷》、《安西判集残卷》和《开元判集残卷》以及《龙筋凤髓判》等。笔者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观点,这些文献中既详细记录了契合收养制度基本原则的事实,也记录了违反收养原则的事件及处理结果。本文通过分析唐代判案集中的相关判例以及敦煌出土的收养契约,通过两方面分析实践中的收养行为,即契合收养原则的现象和与原则相悖的收养现象。现有文献资料表明收养制度在社会运行实践中有如下两方面特点:一方面官员在断案过程中考量到了“情、理”和家庭内部自身的治理秩序,另一方面收养行为作为一个民事行为,唐代律令的制定者虽以刑罚确定其罪名,但是在底层审判机构办案时并不仅仅僵硬地比照法律条文对案件进行处理。只有家庭内部出现不可调和的纠纷,以至于到不得不见官解决的地步,审判官员才会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面查实。对收养纠纷中有违律的既定事实,官员会从“情、理”的角度考量,力求解决的更全面、彻底。而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控制社会底层人民顺从安稳的生活,以确保王权的长期有效树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