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资本国际化的程度不断加深,资本跨境流动引发的投资争议也愈演愈烈,其中以主体地位不对等的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争议最为特殊。解决该等争端的主要途径包括磋商、调解、东道国当地救济、母国外交保护、依据投资协议提交仲裁等。1其中,仲裁因其中立高效、自治灵活而最受青睐。然而,晚近投资仲裁却爆发“正当性危机”:滥用诉权、缺乏监督、忽视东道国公共利益、裁决不一致等。2上述问题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改革国际投资条约实体规范和仲裁程序规范的呼声不绝于耳。其中,建立仲裁上诉机制的主张最引人瞩目。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为立足点,以最新条约实践为引导,回顾了上诉机制的发展历程,从必要性、路径选择和设立方案三个方面剖析了该等制度的构建。本文体例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语,正文包含四章。第一章为背景阐述,主要通过“正当性危机”论证了构建上诉机制的必要性;第二章为历史回顾,整理了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发展轨迹,并重点介绍了TTIP协定的大胆构想;第三章回归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路径选择,认为在当前“碎片化”的国际投资条约现状下,在ICSID框架下建立上诉机制是最优选择,并提出上诉机制构建过程中必须遵循“四大平衡”的基本原则;第四章则尝试对ICSID框架下构建上诉机制的具体方案进行探讨。同时,鉴于中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体量的不断增长,本文最后对中国如何应对国际投资仲裁上诉机制构建提出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