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于《史通》中对唐代以前的史学予以系统评论,而历史编纂学是其史学评论的主要方面。刘知几的历史编纂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诸多史家一样,具有“二重性”特征。其主要表现为,强调直书实录的史家书法原则,阐扬“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史家公直之心,使直书实录成为贯通其史学评论中的要旨。同时又要求史家著史过程中,对亲亲、尊尊的社会伦理道德、纲常名教有所关切,并自觉维护。甚至主张史事有关涉君亲时,要为君为亲隐讳。从而使直书实录的史家书法原则在纲常名教面前退避三舍。认为史学要发挥惩恶劝善的道德教化作用,以及为现实政治提供资鉴的功能,必当以人事为主,不可轻忽人事褒贬,而委于天命运数。揭露已往史学史上记述灾异符瑞的妄滥,指斥其对史学价值功能的贬损。但是,为了维护现实政治权威及政治秩序合理性,又不惜祭起了自古相沿不废的神道设教的思想传统,进而主张在军国盛衰兴亡的史事记述上,以神道或神秘彰显灵验。诚然,如吴怀祺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传统史学编纂学思想“二重性”源于政治对史学需要的“二重性”：在真实历史事实基础上提取经验教训,以为政治切实资鉴：利用史学的途径造作诸如天命王权、灾异符瑞、正统论等神道、神秘工具,使政治披上神圣的光环。然而从“二重性”表现的具体情态上看,有的史家出于承旨受命,有的史家出于畏葸保身,有的史家则是出于内在的自觉,而积极地使史学关切、维护既有的伦理道德价值秩序和社会政治价值秩序。刘知几历史编纂学思想的“二重性”则属于后者。从历史和时代的致因上看,魏晋南北朝以来经、史、文分途趋势及史家角色意识的增强,唐代统治者重视史学的资鉴功能,唐代史馆修史的弊端,刘知几个人明体达用之历史编纂指导思想等,从正反等方面共同作用,促成其“二重性”的具体表现。刘知几历史编纂学思想的“二重性”,体现于史学评论中,比那些具体的历史著述中蕴含的“二重性”,表现的更为突出、鲜明。其中也反映出刘知几史学评论标准的多元性：学术标准、道德标准、政治标准。刘知几欲使史学同时具有这三种基本价值面向,在史学中落实经义,令历史满足现实需要,并极力在史学的体用间予以调适,乃至捉襟见肘。这为思考史学价值问题及致用现实的功能问题形成启示：历史学能否做到多元价值兼摄?历史研究者如何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处理好多元价值之间的关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