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步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压力增大。政府以传统形式通过扩张的财政支出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日益衰减,甚至可能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结构性减税正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为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增长,政府大力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以期实施“微刺激”和调整经济结构来寻求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因此,值得探讨和分析结构性税收政策的效果。事实上,经济体系中不同类型的家庭和企业对税收政策的反应存在明显差异,因而本文探讨和分析异质性经济主体条件下结构性税收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以期拓展宏观经济理论,并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经济体系中家庭和企业往往是异质性的,这体现为家庭消费的边际效用差异和企业的规模报酬差异,我们以此来界定异质性家庭和企业。在异质性经济主体条件下,假定家庭分为两类:低边际效用型家庭(高收入家庭)和高边际效用型家庭(低收入家庭);企业也分为两类:规模报酬不变型企业和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在此基础上分析结构性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需要指出的是,现有文献将税收分为消费税、资本收入税和劳动收入税,探讨这三者之间的结构,就涉及结构性税收政策。与之不同的是,我们探讨的结构性税收政策,是同一类税对异质性经济主体而言的结构,如结构性消费税是指低边际效用型家庭与高边际效用型家庭对应消费税之间的结构。将异质性家庭引入到一个新凯恩斯DSGE模型中,探讨不同类型家庭对应消费税率改变后的经济效应。当异质性家庭条件下结构性消费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模型建好后,就对模型进行校准、估计以及检验模型性的适用性,检验后发现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我国宏观经济数据,能够较好地解释宏观经济现象。在此基础上模拟结构性消费税政策的经济效应,结果发现:(1)无论是低边际效用型家庭还是高边际效用型家庭,在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动机下,消费税率降低后其自身最优消费都会相应地增加,进而增加总消费,其持续期至少为5个季度,宏观经济会随之扩张;(2)与低边际效用型家庭(高收入家庭)相比,同样一单位降低消费税率后,在更高边际效用作用下,高边际效用型家庭(低收入家庭)自身消费增加幅度更大,从而导致总消费更大幅度增加,因而宏观经济扩张的幅度更大。(3)假定经济体只受到消费税政策冲击的情况下,低边际效用型家庭与高边际效用型家庭减税对总消费变化的方差贡献分别为1.85%、98.15%。结构性提高消费税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则相反。基于企业的规模报酬差异,构建包含异质性企业的DSGE模型,分析不同类型企业对应资本收入税率改变后的经济效应。接下来,对所构建的模型进行参数校准和估计,并检验模型的适用性,结果发现模型能够较好地拟介现实经济情况。然后,就异质性企业条件下结构性资本收入税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模拟分析,结果表明:(1)无论是规模报酬不变型企业还是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在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动机下,降低资本收入税率后都导致其自身产出增加,进而增加总产出,其持续期约为10个季度,与之相伴随的是宏观经济扩张。(2)与规模报酬不变型企业相比,同样一单位资本收入税率下降后,在更高规模报酬作用下,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产出增加幅度更大,继而导致总产出更大幅度增加,因而宏观经济扩张的幅度更大。(3)假定经济体只受到税政策冲击的情况下,规模报酬不变型企业与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减税对总产出变化的方差贡献分别为1.44%、23.67%。与之相对应的是,结构性提高资本收入税率则沿着相反的路径影响宏观经济。在结构性税收政策效应的DSGE模型中同时包含异质性家庭和企业情况下,考察结构性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接下来利用宏观季度数据对模型未校准的参数进行估计,并检验模型的适用性,在此基础进行模拟分析,结果表明:(1)高边际效用型家庭(低收入家庭)对应消费税率提高后总消费更大幅度下降这一结论是稳健的。此外,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对应资本收入税率提高后总产出更大幅度下降也是稳健的。(2)与低边际效用型家庭和规模报酬不变型企业增税的组合情形相比,在高边际效用型家庭和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增税的组合情形下,会导致总产出、总消费、通货膨胀等下降幅度更大,这意味着此时结构性税收政策的效果更为明显。(3)假定经济体只受到税收政策冲击的情形下,与低边际效用型家庭与规模报酬不变型企业增税相比,高边际效用型家庭与规模报酬递增型企业增税对总消费和总产出变化的方差贡献更大。此外,将政策协调、政策预期纳入到结构性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模型分析中,分析其对结构性税收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1)结构性增税与政府支出弱盯住通货膨胀而调整的政策协调配合,总消费、总产出等下降幅度更小,但通货膨胀下降幅度更大,此时抑制通货膨胀更为有效。(2)利率强盯住通货膨胀而调整与结构性增税协调配合后,在通货膨胀同等幅度下降的条件下,总消费、总产出、总劳动下降更少,经济运行更为平稳。(3)与无预期相比,在税收政策单一期限预期和复合期限预期条件下,结构性增税后导致总消费、总产出、通货膨胀等更大幅度下降,税收政策预期增强了结构性税收政策的效果。因而,需要加强税收政策预期管理,合理引导预期。不同的经济增速时期意味着结构性税收政策面临不同的调控任务,需要根据具体的经济形势加以调整,我们分别在经济低速增长时期、经济中速增长时期和高速增长时期提出了相对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