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共分导论、史诗学与美学、《江格尔》的审美范畴、《江格尔》的审美观念、《江格尔》与蒙古族审美文化传统、结论、后记、附录等八个部分。导论由“国内外研究状况"、“选题意义和写作目的”、“理论依据和主要研究方法”等三个部分组成。第一节回顾了国内外研究状况，即史诗《江格尔》学术史(搜集史和研究史)。从最初发现史诗《江格尔》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国内外搜集出版史诗各部(包括变体)现已达到200多部，约20多万诗行。史诗研究虽然不及搜集出版，但其知名蒙古学家及其研究成果是值得一提的。如，俄苏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B·Ya·Vladimirtsov)、波佩(N·Poppe)、科契克夫(A·Kichkov)、涅克留多夫(Nekljudov)以及中国的仁钦道尔吉教授及他们的研究成果。第二节论述选题意义和写作目的。首先评价史诗《江格尔》在蒙古文学、中国文学以及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强调蒙古族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是可以和世界著名的英雄史诗——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印度的《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相提并论的中国三大史诗之一(另外两部是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其次回顾了最初发现并搜集出版的历史。《江格尔》最早于1804年被发现于俄国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草原，故称“卡尔梅克英雄史诗‘江格尔’”。而后学者们在蒙古国西部、中国新疆卫拉特蒙古人中也相继发现并搜集整理出版。第三，指出与《江格尔》搜集、整理和出版相比，其研究比较滞后，尤其是审美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开始。而且20多年来发表的研究著作，虽然几乎都对史诗自然、社会、人物(英雄、公主和天女之美)、情节结构和主题思想有所论述；并依据某一文本，从某一角度对史诗中的审美理想、审美意识和审美观作过探讨。但因缺乏整体观念，忽略了史诗形成或创作、表演、传播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内在审美规定性以及史诗文本具备的审美规律性，未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归纳。蒙古族在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过让世界其它民族刮目相看的辉煌的业绩，也创造了自己的灿烂文化。英雄史诗《江格尔》是古代蒙古人留给其子孙后代的传统文化遗产，是精神财富，也是至今流传在世上的少有的活态史诗之一。因此，其中所包含的审美内蕴尤其重要。因为，它所表达的审美心理和审美观念，是从古代流传下来审美文化传统。它所体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值得探讨和研究。因此，本文以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理论和方法来探讨史诗语境(广义的)，并归纳总结出《江格尔》审美论。从而给今后的史诗审美研究有所启迪。第三节介绍史诗《江格尔》美学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和方法。比较透彻地研究俄罗斯民间文学审美问题的学者科杰夫(B·E·Kycev)认为，民间文学研究有两条线，一是已成文本的民间文学作品研究，二是现场观察、记录和分析那些民间艺人的表演、演唱或叙述，并对艺人和听众(或观众)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史诗《江格尔》美学研究也不外乎用此两种方法，即一是用口头程式理论及方法，对江格尔奇的现场表演或演唱所隐含的内在审美规定性进行记录和研究，二是用美学原理、结构主义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和综合研究方法，对已定型的文本结构及其整体所蕴藏的审美观念和审美传统文化进行探索。首先用口头程式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对史诗《江格尔》“外在美”进行分析。口头程式理论(帕里—洛德理论)是帕里(Milman Parry)和洛德(Albert B．Lord)在20世纪20年代创建的，口传史诗研究理论，其核心是程式的概念。在初创的阶段还完全是文本分析手段，是研究希腊史诗《伊里亚特》中的“特性修饰语”和“习用场景”的基础上逐渐成熟起来的理论。通过考察荷马史诗中重复出现和循环使用的诗行与场景发现，那些不会书写的口头诗人在口头表演当中，主要采用“常备片语”(stock phrases)和“习用场景”(conventinal scenes)来成功地即兴架构长篇叙事诗歌。荷马史诗里周期性(循环)使用的语言便由此被理解为口头诗人的工具箱，他们就是凭籍着学习和使用这种特殊化的语言而使他们的史诗传统得以传布。后来帕里和洛德通过南斯拉夫的活态史诗口头传统的田野调查，进一步正式了程式在口头诗人创作和表演中的关键作用，从而坚定不移地把他们的理论发展成口头诗歌的创作理论。程式是口头诗歌，尤其是口传史诗口头传统的核心。口头程式理论揭示了口头文学歌手依靠程式，熟练掌握和运用学习、演唱、创编和传播史诗的规律。口头程式理论尤其是强调表演中的文本的概念，因为只有史诗现场表演中才能观察到史诗艺人利用口头程式创作的实际过程。因此这一理论在发展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地就与“表演理论”和“讲述民族志”相联接。著名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B·Ya·Vladimirtsov)，1927年在新疆卫拉特蒙古人中进行田野调查，并详细记录了民间艺人“江格尔奇”的学艺过程和演唱习俗：“在西部蒙古人那里，学习史诗通常是在未成年时期。····初学者须熟知各种会不断重复的‘公用段落’，例如，‘开篇’，要歌颂英雄的故乡，描绘他的骏马，还有勇士争斗场面。然后他学习一系列的诗歌表达方法，刻画形象、形容事物，并进而试着将全部所学应用于一个有名的作品中。这位年轻学徒要独自找一去处，草地或山坡上，手持陶卜舒尔，将所学英雄史诗演唱出来。他要毫无遗漏地、任何一端都不能省略地、成功地使那些‘公用段落’产生变化地、恰如其分的修饰词描绘人物，形象地进行演唱。不过这才是个开始。····一个真正的卫拉特史诗歌手，一位图兀勒奇，要掌握若干部史诗。····一位真正的图兀勒奇，只有熟悉内容、技巧自如、灵感丰富，才能展示他的才华，他的再创造的才华。他的表演艺术在他对‘公用段落’和‘修饰’的巧妙运用和吸引听众的能力上。歌手现在正如一线串珠，他可以将各类诗段伸展或拉长，他的叙事手段或直白或隐晦。同样一部史诗，在一位经验丰富的歌手那里，可以用一夜唱完，也可以用三四夜，而且同样能保留细节。卫拉特史诗歌手从不允许自己缩短和改动史诗题材，或删掉某一段落，这么做会被认为十分不光彩，甚至罪过。题材内容是不能改动的，然而一切都依歌手而定，他的灵感力量，他对诗法的运用能力”。从记录中可以看出，初学者首先必须掌握史诗演唱的基本技巧——“公用段落”和“修饰语”，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掌握其它表演技巧和题材内容。这里所说的“公用段落”和“修饰语”就是帕里、洛德所指的“特性修饰语”、“常用片语”、“习用场景”，即程式。程式，不仅是年轻歌手学艺的基础，也是古代“江格尔奇”数百年来积累和创作的结果，是内在规定性、美感形式，史诗形成过程中构成的审美表达方式。从江格尔奇鄂利扬·奥夫拉演唱的《江格尔》10部文本和江格尔奇冉皮勒叙述的《江格尔》17部文本中，很容易就找到对英雄人名前固定用的“特性修饰语”和英雄望远的“习用场景”以及英雄或其马匹行为和动作的固定表达模式。这种固定表达模式就是程式。它是江格尔奇们现场表演时“常备的片语”，是创作的“工具箱”。也是受到听众欢迎的组织整个史诗故事的美感形式之一。表演者—江格尔奇，充分利用这些“常备的片语”的美感形式，不断更换主人公或增加任务，拉长史诗故事和增添史诗趣味性。史诗《江格尔》与希腊和印度史诗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至今还在被传诵的活态史诗。因此对现场表演和已成文本的史诗之间可以对照，并挖掘史诗创作内在规定性和形式特点，从而更易于揭示《江格尔》美感形式的确立过程中，史诗固定表达模式—审美程式传统表达方式或其所起的作用。从结构主义方法论产生的社会环境和被运用的具体实践来看，它是注重整体研究的一种方法。既关注组成整体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更注重各要素结合之后的整体意义，比如一部作品的词语、序列和故事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内容和意义(不管是主题思想或是审美意义)，因此组成的各要素缺一不可。结构主义文论学家把这些要素叫做表象结构要素。在研究文学作品时他们不仅强调表象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关联，更注重关系结合的原因以及内在规律。他们认为文学作品除了表象结构，还有不易被人发觉的内在结构，即“二项对立”的深层结构。它是作者创作作品时遵循的一种内在规定性。《江格尔》文本是以词语、序列(即前后序或序和尾的安排)、因果故事的表象结构要素和“正义和邪恶或肯定和否定”的“二项对立”内在规律组成的一个整体。只有通过史诗《江格尔》的整体才能发现其内在审美内容、审美观念和审美传统文化。江格尔奇们在表演、演唱或叙述《江格尔》时始终掌握着故事的前后循序和内在规定。这里的前后循序就是表象结构，而内在规定指的就是深层结构，即社会道德认知的一种表达。江格尔奇们遵循着前人传下来的演唱循序和内在规定，并继续按此序创作或传播其内在规定。在《江格尔》的流传过程中这种表象结构和内在规定逐渐成为美感形式的表达方式而确定下来。因此，《江格尔》的美感形式中既有审美程式，也有审美结构。它们是史诗《江格尔》美感形式必不可少的要素，是史诗整体意义产生的根源。其次用美学原理、社会学、心理学、民族学、历史学以及神话学，对史诗《江格尔》“内在美”进行挖掘，并最后归纳出史诗“美的规律”及其流传秘诀。美学是研究美的一门科学，但起初在西方被认为是哲学和艺术所具备的一般特征来研究。到了近代美学才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专门研究自然美和艺术美规律，但一般认为美学是研究艺术和艺术现象。随着哲学和艺术学、现代科学研究的不断加深，在美学研究对象——“美”的范围也在扩大，不仅包括自然美和艺术美，还包括审美对象、审美意识和生理现象。一般认为美是一种快感、愉悦感和理念的感性显现。这是中外美学家给美的定义。是否较全面地概括了人类对美的理解和运用，答案是不确定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美的理解是各有不同而很难统一。因此只有把美的理念运用于艺术领域或文学作品，它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故此文艺界和艺术界人士把受欢迎的作品称为按“美的规律”创作的或“公认美”的作品。《江格尔》史诗是数世代江格尔奇运用“美的规律”创作的“公认美”作品。因此数百年来一直受到其接受者的青睐。换句话说，《江格尔》史诗从古代产生一直流传到近现代或当代，虽然和天才江格尔奇创作的智慧分不开，但更重要的是史诗传诵方式和史诗内在审美内容符合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念。所以运用美学原理，探寻史诗审美文化内涵，并归纳出史诗内在审美理论是当务之急。史诗研究不仅是文艺学和美学研究课题，还涉及到很多学科，比如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象征学和神话学等。本论文，从审美学角度借助上述学科理论和方法，力图进一步拓展视野，从多方面多角度来解读史诗《江格尔》的审美学内蕴。正文分四章：第一章分三节重点分析美学与史诗学之间的关系。第一节是美学产生的历史和史诗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人类审美意识和审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虽然跟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分不开，但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美学的产生是近代的事情。史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产生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渊源，即原始社会至奴隶制社会转型时期，歌颂英勇善战的部族勇士(或族长)而产生。因此，美学和史诗都与人类最初发展的历史有关。第二节是美学研究对象和史诗“真”。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美”，但“美”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因此，不管是西方理论家还是东方学者都给“美”披上一个合理而具体的外衣——自然和艺术。自然美和艺术美是美学最初研究对象，但随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美学研究对象不断深入，艺术美和审美心理生理现象逐渐成为重点。史诗基于历史渊源，靠的是“真”。史诗受到人们欢迎的基础是相信它是“确实有过的真事”，因此才有欣赏价值。但史诗毕竟是语言艺术作品，难免有夸张的成分。美学中的美和史诗中的真，在这里结成“整一”。第三节是美学分类和史诗美的构成。随着美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美学理论不断深入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从而产生多种类型，如精神分析美学、形式主义美学、结构主义美学、文艺美学等等。这对史诗美学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美学理论可以从两个方面对史诗进行论述。其一对其表象结构，即从语言表达、前后循序和故事情节对史诗“形式美”进行论述。其二对其深层结构，即从审美题材、审美心理和审美观念对史诗“内容美”进行论述。第二章分两节探讨史诗《江格尔》的审美范畴。史诗审美范畴虽有很多，但焦点有两种，一是崇高美，二是优美。崇高美不仅表现在史诗人物性格、行为，马匹的动作以及故事情节中，更体现在自然描述、人物描述和器具描述的语言上，即崇高语言风格之中。同样，优美也在对美人的形象描述和行为描述语言中体现出来的。第三章分三节总结史诗《江格尔》中的审美观念。在原始社会，因生产力发展水平较底，无法满足人们所需的物质生活要求，所以古代人们的审美心理和审美观念，与物品的实用性和丰富性有密切关系。如《江格尔》中体现出来的“有用则美”、“富裕则美”的观念就是具体例证。而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建立奴隶制国家的需要出现了“和谐则美”和“向善则美”观念，表达了人们美好生活的向往。第四章分三节探索了史诗《江格尔》和蒙古族审美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世界各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自的、与其它民族不同的独特的内在文化意识——审美观。《江格尔》中所体现的是古代蒙古人的审美观念。其形成、发展以及最后定性基于传统文化渊源。首先是“天命论”，其二是“太阳崇拜”，其三是“萨满教信仰”，是史诗审美创作和传播的渊源和基础。结论分四项详细总结了《江格尔》美学研究。第一、在详细分析史诗文本、史诗演唱民俗与美学之间的关系之后，总结出西方美学理论的产生是与史诗艺术分析密切相关。第二、在正确理解美学理论之后，依据理论论证了《江格尔》审美范畴，即美、崇高美、优美、丑等的表现形式及其渊源。第三、论述了《江格尔》中体现的审美观是以“有用则美”为基础，逐渐过度到“向善则美”、“富裕则美”、“和谐则美”的观念。其原因是社会发展的结果。第四、追朔《江格尔》美之历史渊源，并在古代神话、萨满教习俗、传说以及历史事件中找到了产生、发展成现有规模的活态史诗的轨迹。后记主要说明了论文的不足之处以及应当完成的田野调查未能实现的遗憾。附录是内蒙古大学塔亚老师采访已故江格尔奇冉皮勒采访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