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翻译理论的研究已经不再纠缠于“怎么译”,而开始讨论“谁在译”的问题,包括译者的性别、国籍、翻译的目的、译者的道德和信仰等,由此而产生的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使翻译研究景象繁华,之后翻译理论的研究有了新的重点——翻译的伦理思想和翻译伦理因素。翻译学者们关注的翻译中的伦理因素各异,有人关注译者的伦理、有人关注文本本身蕴含的文化伦理、也有人关注译者的主体性。本论文探讨建构主义翻译学的伦理观。本文首先回顾了翻译理论的历史和经历的三个阶段。传统的翻译观要求译文尽量忠实地再现原文内容和作者的意图,添加或删减被斥为不忠实的翻译。虽然近期的翻译研究越来越重视差异,但很多翻译研究者仍将“忠实”看作翻译的伦理标准,只是对“忠实”的定义,也就是对什么忠实的问题上有不同看法。随着解构主义翻译研究和建构主义翻译学对“忠实”的解构,学者们意识到忠实于原义无法构成翻译标准的全部内容。本文详细阐述和分析了建构主义翻译学的伦理观点,及其实践意义。建构主义翻译学的伦理观理论根源是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或称之为“商谈伦理”。该理论主张交际主体之间就某件事物通过对话、协商、商谈而达成一致,达到交际的目的。建构主义翻译学的伦理观建议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保留原文本中的文化因素,尽量减少文化因素流失,以达到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构成文化和谐的目的。最后,文章把建构主义翻译学的伦理观具体运用到广告翻译、科技翻译、文学翻译和旅游翻译等翻译实践中。文章认为建构主义翻译的伦理观对不同文本的翻译实践具有具体的指导作用,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新视角,也拓宽了翻译研究的空间。总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世界文化普遍交流的今天,建构主义翻译学的伦理观对促进文化和谐、构建文化多样性起到具体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