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人数量在我国连年升高的犯罪率基础之上亦逐年攀升，与此相对应，我国学术界对被害人的相关研究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是仔细发掘现有研究成果，大都集中于以刑法单一视角看待被害人同意（承诺）、被害人过错以及被害人赔偿和救助等具体问题或以程序的刑事诉讼法角度研究被害人上诉权、量刑建议权以及陈述权等各种被害人诉讼权利，而鲜有立足于刑事法学整体视角，宏观地考虑量刑中被害人因素的考量问题。通过庞大的被害人群体与缺失的被害人法律保障之鲜明对比可知被害人保护问题在我国呈严重失衡状态，导致在量刑中被害人因素仅作为一种可考量可不考量的酌定量刑情节，被害人一直出于被遗忘的“边缘人”地位。但在提倡保护被害人权利、提高被害人地位的同时，不能一边倒地从保护犯罪人倒向保护被害人，亦不意味着通过贬低犯罪人来达到被害人保护的目的，而是站在中立、客观的角度与立场，重新解读二者的关系，以免被害人沦为加重犯罪人刑罚的工具。刑事司法制度对于被害人的保护与犯罪人的量刑公正应是并行不悖而非背道而驰的，在考虑犯罪人的刑罚公正的同时，亦应考虑被害人的刑事保护，唯有如此才称得上是一个真正公平合理的刑事司法制度。　　本文将以量刑视角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因素对于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影响，并在李斯特“整体刑法学”理念的指导之下，以储槐植教授所构建的“刑事一体化”为研究框架，从刑法之上、刑法之外、刑法之中三大结构全面立体地将被害人放入整体刑事法场域中综合考量，使犯罪人与被害人的互动关系回归均衡，公平对待犯罪人及被害人，合理地分配二者的刑事责任，匡正犯罪人与被害人长期失衡的刑事司法体系，既使得犯罪人的刑罚公平合理，又利于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第一部分：在绪论之中以数据为支撑论证我国庞大的被害人数量与现行法律法规对被害人保护之悬殊对比来引入问题。阐明本文两大并行不悖之主题，既保护被害人、重视被害人，又保证犯罪人量刑的公平与合理。而后，分别对被害人保护失衡与犯罪人不公正量刑之原因予以探究，找到问题之症结所在。　　第二部分：从刑法之上的理论层面入手，分别就量刑基本理论、被害人学理论、犯罪学理论及刑法学理论展开详细分析。一则厘清量刑与刑事司法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而探讨自由裁量权在被害人与量刑中的必要性与限制性，且以新思路确定量刑基准，为之后解决问题奠定量刑理论基础。二则，以被害人学的共同责任理论重新解读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打破传统上认为二者之间是互为得失的“零和博弈”关系的旧观念，而应将二者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互动中的“均衡”关系，以此来重新考量与分配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责任。三则，尝试将发展较为完备的犯罪学中关于被害人的相关理论用以解决量刑实践问题，分析其可行性及缺陷性所在，探讨犯罪学理论不能解决实践中的被害人与量刑关系问题的原因所在。四则，将犯罪学中的被害人学研究成果与刑法学理论相结合，进而引入新型的方法论即被害人信条学作为量刑解释与判断原则。　　第三部分：从刑法之外即刑事诉讼法角度分析被害人与量刑之程序保障问题。仅仅依实体法规定作出刑罚裁量，并不能实现刑法之目的，必须匹配使实体法得以实现的刑事程序，这就仰赖于刑事诉讼法的助成。本文将通过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历次修改中被害人地位变迁的梳理，找到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权利缺陷之所在，并通过实体法与程序法中被害人规定之交叉对比，分析出二者之间规定的不相对应之处，为完善刑事诉讼法的被害人相关规定提供新的思路。　　第四部分：刑事一体化要求量刑问题的解决，最终应回归到刑法之中即刑法体系内部，在理论基础与程序保障的前提之下，探讨究竟是否如何考量被害人因素。其一，以现行立法规范为出发点。无论解决被害人因素影响量刑问题的具体方法如何，都应以现行立法规范为出发点，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题中之义。其二，以限定被害人因素为前提。被害人因素极其复杂，并不是所有的被害人因素都应不加区分地纳入量刑之中，必须对其范围进行厘清与限制，这是考量被害人因素的前提条件。其三，以极限值判断法为方法论。在前述基础之上，提出具体且可行的量刑方法，具体分为三步：第一步，确定量刑幅度的上限与下限，这是量刑的前提与基础；第二步，被害人信条学为解释与判断方法，确定某一被害人因素是否应当纳入量刑中考量；第三步，采用极限值判断法具体量定刑罚程度。其四，以被害人因素类型化为基础。本文借鉴在德国刑法学界已经达成共识的类型化方法，即希伦坎普教授针对被害人因素所做的四种分类：接近被害人同意行为、接近正当防卫行为、接近丧失权利行为与接近被害人参与行为。以期通过对纷繁复杂的被害人因素的类型化为量刑中法官考量被害人因素提供些许助益。这是被害人因素之量刑考量的基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