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作为一种心态文化,其诸多方面都受制于本土文化的影响,作为古代中国社会独特文化现象的隐逸文化也同样影响着书法艺术的发展。隐逸是一种针对仕宦而产生的概念与行为,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对士人阶层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都有着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作为中国主体文化的对应和补充,尽管隐逸文化是一种易生负面影响的非主流文化,但它却客观地促进了书法创作的繁荣、艺术表现特质的强化和审美风格上的突破。正是因为历代一批批以归隐羡隐的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隐士及准隐士借助书法审美实践去超越政治现实、追求人格精神之自由的过程中,在书法实践及观念上完成了“书为心画”的审美定位,从而对中国书法的艺术境界有了一个关键性的提升。元代隐逸文化是前朝隐逸文化的延续,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故呈现出新的特点,元末更是强化了诸项特征。这一时期隐逸文化的积极和消极的因素表现都很明显。以杨维桢、倪瓒为代表的元末隐士书家,他们的性格特征、文化心态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创作。对于他们,尽管影响其书学思想和书法实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本文认为元末的隐逸文化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以杨维桢、倪瓒为代表的元末大多数隐士书家在通过书法载体借助书法审美实践去超越政治现实的过程中,其书写功能、书写内容、书法审美倾向、书法交流等方面也无不受到隐逸文化或远或近的影响。在他们的艺术思想、书法表现上,仍然可以折射出元末隐逸文化留下的烙印,虽然这一研究也同时凸显出书法艺术在反映文化方面的自身局限。随着历史的推进,隐逸文化还将继续影响着明清书法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