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是中国政治史和学术史上的重要范畴,荀子是战国时期对“礼”解读最深刻的哲学家之一。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危机和“天下一统”的历史趋势,荀子扛起振兴孔子“礼”学的大旗,在与诸子百家交锋、交融的过程中,建构起独具特色的“礼”学思想,重新恢复了人们对儒学的情感依赖和价值信仰。与孟子不同的是,荀子将“天人相分”和“人性恶”作为其“礼”学思想的理论之基,认为“天道”和“人道”都有各自的运行规律—“礼”,并且“礼”对于“化性起伪”的作用更加明显。当然,荀子的兴趣绝不仅限于单纯的礼节仪式与道德教化,而是着眼于“援法入礼”后生发出的政治制度性涵义。他热切地希望用“礼”来塑造“守仁行义”的君子人格,并由此实现“群居和一”的社会状态和“齐一天下”的政治抱负。“礼”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具有“可损益”的特性,随着“天下”向“世界”的扩展,农耕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迈进以及臣民向公民身份的转变,时代背景与现实需要强烈呼唤荀子“礼”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具体而言,在价值内涵上既要明晰“礼”的形而上价值、政治性价值和道德性价值,指明其转化的方向,也要丰富其原初本真的生活向度;在传播方式上既要坚守荀子“礼”学的民族特性,唤醒中华民族对它的记忆,更要寻找世界共性,在文化互补中提高荀子“礼”学在国外的影响力;在参与主体上既要坚信政府对规律的精确把握和对方向的规范引领,更要激发一切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文化创新热情。如此,荀子“礼”学才能穿越时空的羁绊,在新时代焕发出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