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茅盾1从译介外国文学走上了文学道路。从1917年到1949年,茅盾翻译了30个国家的200余篇文学作品,撰写了大量评论、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展现了他宽广的文学视野,实践了他“取精用宏”的文学建设主张。他的译介工作,是为建设新文学服务的。本研究在考察茅盾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时,没有单纯将茅盾作为一个翻译家来研究他的翻译策略、他的翻译风格、对原文的忠实程度、或者他的译作的影响和接受等,而是从他的译介思想入手,将他的翻译工作与新文学建设者、文学刊物主编、文化界领导人的身份联系起来,综合研究他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依照此思路,本研究的第一章先大致梳理茅盾译介外国文学的概况。这一简单的梳理显示:茅盾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涉及面非常广,不仅包括作品的译介,还有文艺理论的译介;他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与他主编《小说月报》、《文学》和《译文》等刊物有密切的关系;他译介的重点是俄苏文学和小民族文学;他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与社会改造、新文学建设有密切关系,他结合自己的翻译体会,提出了有关重译、复译、翻译标准等问题的重要观点等。接下来,本研究就与茅盾译介外国文学有关的主要问题进行具体讨论。具体说来,茅盾在提倡外国文学译介时,有非常鲜明的流派意识和清晰的规划,以流派选择指导具体的翻译选材,因此第二章将依次梳理他对外国文艺流派——新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译介。事实上,茅盾译介的西方新浪漫主义和法国自然主义文艺流派与日本文坛有密切关系。茅盾在介绍外国文艺理论时从不全盘照搬外国文艺思潮,而是依据他判定的中国文学的发展目标对外国文艺理论进行改造,使之符合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在译介途径上,茅盾译介的国别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都是通过其掌握的唯一外语——英语展开的,除少量英语文学外的所有外国文学译介,均以英语为中介语。英语中介既助力茅盾扩大世界文学视野,成为其大量译介外国文学的桥梁,也使他的译介带有英语世界种种印迹,如对象的选择和语言表达,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茅盾译介活动的展开方式及其文化效果,这一部分将在第三章讨论。茅盾译介外国文学的高产时期是他主编二三十年代几本主要刊物的时期,建国后,他虽然没有再从事具体的翻译工作,但是他主编的《人民文学》、《译文》为新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他的译介工作与刊物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第四章将茅盾的译介活动与他主编刊物的经历结合起来讨论。茅盾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与他提出的“人的文学”、“民族文学”、“世界文学”三位一体的文学建设理念的关系是第五章将要探讨的。在结语部分,作者再次强调了翻译之于茅盾的重要价值,并在坦陈本研究的不足的基础上对未来相关研究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