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四川省东部地区的双村为个案，运用政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民族志的叙述架构，详细地考察了个案村在20世纪一百年中的村治历程。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形态的变化是这一考察的核心。 在文中，村庄场域中的权威既是指国家对于村庄的控制与影响能力，同时还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在作为一种资源时对人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权威不仅是政治性的，它同时也包括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面项，并且也包括诸如科技、传媒等现代性要素作为一种话语和意识形态，在渗入村庄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显型和隐型的诱导性影响。秩序则是指各种权威性影响因素运行与互动的结果，即构成双村社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要素之间的结构状态。本文认为，20世纪双村村治变迁的实质是附着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权威性影响因素对原有村庄中的各种结构化关系（即秩序）的冲击和重塑，这种冲击和重塑既直接地表现在政治学意义的公共权威与秩序的方面，同时也更为广义地表现在社会人类学意义的村庄整体性形貌的方面。因此，本文对双村权威与秩序形态变迁的考察，不仅涉及村庄的公共权威与秩序，同时还包括由公共权威与秩序所影响和辐射的经济、社会、文化、风俗和信仰等各个层面，只不过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特征决定了前者的变迁往往是后者变迁的原因和前提，因而也是考察的一个元点。 本文认为，影响20世纪双村村庄权威与秩序形态的基本变量是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而进一步决定这三种变量互动关系和结构的背景因素则是20世纪的中国革命。20世纪的中国革命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历经了发生、发展、鼎盛以及最终为改革所超越的变化，正是受这一变化的影响，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三者之间的互动表现出了不同的状态，并进而形塑出不同时期村庄权威与秩序形态的不同状貌。 国家的因素是连接和沟通现代性与村庄地方性知识的中介。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对于双村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家对村庄社会的“规划性变迁”，这种“规划性变迁”既表现在国家对村庄公共权威的重塑上，也表现在它对于现代性因素的引入上；现代性因素则内含着现代的物质、知识要素和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两个层面，后发外生型的中国现代化特征决定了现代性的物质、知识要素对于村庄社会的进入往往以国家为搭载工具，而现代性的权力话语，则会赋予现代国家在乡村社会中以不同于传统国家的合法性特征；村庄的地方性知识源远流长，它是前现代社会中国家“大文化”与双村地方性知识的融合，在由“传统”到现代化的时空坐标上，它处于前者的一端。 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这三种影响双村村治历程的基本变量在20世纪历史进程中的交互演进，以20世纪初现代化国家的体制性权力和话语对双村的进入与浸润为开端。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总体性社会危机的状态下，国家对于双村的“规划性变迁”实难完成。因此，无论是国家的体制性权力还是作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权力对于双村的进入都十分有限，并且极不成功，以至于现代化对双村的影响就既不是新政治结构及其权威的建立，也不是现代性因素借助于国家对乡村社会传统经济与文化的改造，而只是传统权威的瓦解以及乡村相对于中心城市社会的边缘化过程。直到20世纪中叶政治革命的成功，才给新国家在新的社会基础和理念上塑造双村的现代村庄权威与秩序提供了历史契机。 革命奠定了现代性和国家重新进人双村的基础，同时也决定了它们的进人方式。50至60年代双村权威与秩序的再造及社会转型不仅以革命为动力，而且以革命为表征。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国家对于双村公共权威体制性再造的努力，还是现代性对于传统村落经济与文化形态的改造，都被打上了革命化的甚至是泛政治化的时代烙印。尽管如此，村庄地方性知识也不是完全彼动地等待着被以革命为载具和表征的国家与现代性的消蚀与拆卸，相反，即使是最为激进的社会改造和最具国家意识形态威权地位的文化和思想形态上的革命，在双村，或者说在整个中国的村庄社会也辽遏到地方性知识或强或弱、或隐或显的反蚀与涵化，从而形成一种博奔。在这一博奕中，国家与现代性凭借泛政泊化的强力极大地挤压了村庄地方性知识存续与活动的空间，而后者则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以各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存在，直至泛政治化时代的结束。 当改革超越革命，成为支配中国宏观社会新的发展逻辑时，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这三种变量得以在20世纪余下的时间里重新安排它们之间的结构化关系。村庄的再造和村政的重建所凸现出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对村庄地方性知识的重新承认与尊重，国家借助于传统资源、现代治理理念和市场经济改变着自己在村庄场域中的存在方式：作为现代性重要构成的现代知识与技术在失去了泛政治化的强力推动后，也转而寻求对于乡村社会的一种非行政化的切入路径：而重新扩张的杆庄地方性知识则成为重新构造新时期双村权威与秩序的重要资源。总之，国家、现代性与村庄地方性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