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到今天,男权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社会机制仍然根深蒂固的存在着。在“电影业的男人世界”中,男性掌控话语言说的“主流”地位,女性很大程度上没有言说自身的权利。女性的存在、女性的处境及女性的本真体验与女性的言说欲望一直受到忽视甚至是漠视。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电影中的母亲形象为研究对象,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分析在男权控制下的电影文本是如何通过摄影机等特殊的影视手段消解“母亲”的主体地位,歼灭“母亲”的自觉意识,这对于女性影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通过探讨女性如何建立尊重女性意志并有助于两性和谐对话的影视话语体系,达到消除影视叙事中对母亲的异化、重塑母亲形象、建构女性影视的目的。“母亲”作为女性内涵有代表性的个体之一很受中国电影编导者的青睐。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内地电影的第一个高潮期,出现了大量以“母亲”为表现对象的家庭伦理片。建国后,许多图解政治的影片都以“母亲”为主角,如《党的女儿》。进入90年代影坛掀起一股“地母热”。综观20世纪中国内地电影,从来不缺母亲形象,缺失的是母亲个体的意识和声音。9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电影主流话语下的母亲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影片《九香》、《漂亮妈妈》、《我的父亲母亲》中的“母亲”为代表。男性编导出于自身利益的要求,将这些“母亲”的实用功能被无限放大,母亲被定义为“家庭中的天使”——或者全身心的为家庭、丈夫和子女牺牲自我,成为无私的“圣母”;或者并不承担实在意义,是男性表达自身和寄寓情感的载体。她们集“佳人”与“母亲”于一身,满足了男性审美需求和欲望表述。另一类母亲按照父权制的标准来认同自我,将男性的需求内化为自身的要求,不自觉的成为男权的“帮凶”与“合谋者”。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中,父亲是家庭中的掌权者,母亲往往站在父亲的身后,与父亲共谋,共同维持家庭伦理秩序。“母亲”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歪曲和误读。探讨重塑母亲形象,建构女性影视的必要性、可能性及途径也是当下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从“母亲”形象被扭曲、具有女性意识的女性影视的缺失、女性编导人员自身女性意识的不健全的现状来看,必须建构起符合女性利益的女性影视。由于男性编导更多地受到男权中心意识的浸染和熏陶,同时男性在心理和生理上难以和女性达到一致,因此建构女性影视的重任大部分落在女性编导的身上。目前活跃在影坛上的几代女导演们为我们提供了这种任务实现的可能性,尤其是新生代女导演,她们的女性意识不断成熟,敢于拿起性别权利的象征——摄影机,与男性争夺女性自我话语权利,开始女性自陈,拍出一部部令人惊喜的电影。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女性颠覆男权思想,摆脱“他者”地位,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确立女性的主体地位时,女性电影、电视剧定能让女性重新“浮出历史地表”,真正成为“可见的人类”。与母亲形象塑造受到重视的现状相反,大部分评论者忽视母亲形象的研究。因此,关注母亲形象对于女性影视的建构和女性电影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当下的影视作品里,“母亲”存在着种种被歪曲、被误读的现象,但是,通过女性自身的努力,女性影视必将确立自己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