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律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是学者们长期讨论的主题。两者同是人类古老的行为规范，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1道德与法律的特殊关系还表现在：人们常用道德直觉来判断身边的事物和决定自己的行为；同时，这些判断往往能够得到法律的认可。非法占有，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标准的法律调整对象。非法占有的财物，也常常看似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合法财产定义；因而，长期处于法律保护的灰色地带。与此同时，非法占有者的相关利益，由于不符合通常意义上的“合法或正当利益”，一度受到立法者冷落也易被司法机关忽略。在我国，非法占有者在法律的视野下处于尴尬地位，其相关行为在法律所编织的权利义务之网中似乎没有容身的空间。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常常用对事物的道德判断来代替其法律评价。法律并不是一个完全自足的系统，其存在和运行必需法律之外的其他东西的支撑，譬如道德与习惯。但是，法律具有自主性，这是法律与其他行为规范相区别之处。法律的自主性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律具有世俗性。法律仅仅与世俗的利益相关，只关注人们的行为；法律不是信仰的标尺，更不会进行良心的审判。第二，法律具有独立性。法律不是其他事物的附庸，不需要依附其他事物而存在。所谓法治，即法律的自我统治。法律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自主，此领域内没有高于法律的存在。法律，在此一领域中，构建自己的体系和制度，拥有自己的目标，并且按照自有的内在逻辑运行。法律，在一定条件下，有自我检验的准则和自我行动的能力。第三，法律具有形式性。法律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有限自足的体系，关键之一在于其普遍的形式性。法律用一套能够普遍适用的形式规则，按照公正的程序，在任何时间、任何事件、对任何人力争平等地对待。2在民法领域，我国有基本完备的请求权体系。但是，非法占有者与赃物相关的行为是否能够获得民事法律的保障与限制？非法占有者是否可以行使占有保护请求权、合同之债请求权以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相对人是否可以善意取得普通赃物；非法占有者的利益受到侵害时，是否有权实施自助行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请求权基础的检索和构成要件的考查。我国刑法明确禁止针对财物的抢劫、毁坏等行为。但是，如果行为对象是非法占有的财物，这些侵害行为是否应当被纳入犯罪圈，成为刑法调整的对象？如果行为人对他人非法占有的财产实施通常的盗窃、抢劫等侵害行为，“被害人”是否有权对侵害行为人进行正当防卫？这些问题涉及到在财产犯罪中被侵害的法益是否包括占有或者非法占有、法律是否应当对于非法占有这一“非法利益”进行保护、如何保护以及是否允许被侵害者进行正当防卫。法律离不开道德，但是法律应当具有自主性。模糊的道德感觉不应该过多影响对人们行为的法律地位的判断。司法机关在进行非法占有物的查处的过程中，也需要注意非法占有者的利益，尽量将相关利益的处置纳入现有法律制度中。现有法律体系也具备适当调整非法占有者的行为、保护占有所形成的利益秩序的合理空间。笔者抛砖引玉，试着从民法和刑法角度对非法占有者的行为进行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