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脱媒”现象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二战后,罗斯福政府高度重视Keynes学派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政府当局开始采取宏观经济政策干预经济,其在金融调控中的表现是美国政府于1960年颁布的管制银行存款利率的Q条例。政府对银行存款利率的上限管制,使得美国资本市场利率高于银行存款利率,导致银行存款资金的外流,最终出现“银行脱媒”现象。即美国之后,世界各国也纷纷在新的政策环境下出现了“金融脱媒”现象。随着中国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资本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日益发展壮大,中国金融脱媒现象也日益凸显。尤其是在2006、2007年中国股市处于大牛市时期,企业融资、居民资产纷纷由金融中介转向资本市场,中国金融脱媒现象加剧。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市场经济发展实践表明,金融脱媒是市场经济改革中金融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然而,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金融体系与国外发达经济体系不尽相同。尤其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采取了适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中国金融体系中出现两股截然相反的力量。一股力量是中国金融脱媒现象的加深因素,如：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导致的直接融资比重上升、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对银行资金的分流等；而另一股力量则是中国金融脱媒现象的缓解因素即再中介化进程的加快因素,如：银行表外业务的不断创新、非利息收入比重的日益提升以及市场行为中中介参与率的不断增加等。目前,两股力量孰大孰小尚且不知,因此中国现阶段是否存在金融脱媒现象尚未确定。而国内学者目前对金融脱媒的研究大都是在脱媒趋势日益明显这一前提下进行的,很少学者构造指标对其进行定量测度。本文在借鉴已有文献采用的金融脱媒指标基础上,结合金融中介功能观理论对金融脱媒的阐释,定义了资产(负债)中介化比率、市场中介比率、信贷(存款)中介比率及证券化比率四套金融脱媒指标对中国金融脱媒现象进行定量测度。其趋势图显示资产(负债)中介化比率、信贷(存款)中介比率在研究期间内都发生了较大幅度的波动,尤其是2006-2007年的急速下降和2008年的快速上升过程,并且现阶段都处于缓慢上升的趋势。而市场中介化比率与证券化比率与前述指标的走势相反。在定量测度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采用MS-AR模型对中国金融体系及金融脱媒指标进行动态结构变化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尽管近年来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整个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结构中银行的资产负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2)中国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在非金融部门持有的总资产及其对金融机构总负债中的比重仍具有绝对优势,然而近年来金融部门及银行的传统信贷业务和金融部门的传统存款业务都得以削弱。(3)市场中介化比率显示中国金融部门及非金融部门的市场参与率近年来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金融部门及银行层次的金融脱媒状况,使得金融体系最终转为再中介化状态。因此,金融脱媒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金融中介功能的消失,而是功能上的调整,金融中介通过为非金融部门提供证券化融资弥补了其信贷水平的降低,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增加资金来源,从而使得金融部门的投融资结构最终发生了结构性变化。(4)中国金融体系的结构性转变会受到经济环境的冲击的影响,如政府的宏观调控、金融环境动荡及群众预期等体现为2006-2007的金融体系的脱媒和2008年金融再中介化的出现。因此,监管部门在加强对银行表外业务及创新业务的监管力度的同时,应适时调整法律制度和逐渐放开银行的非银行金融业务范围,为银行的跨市场业务和产品创新创造更宽松的制度环境。而商业银行也应在资本市场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中不断转变经营管理理念、合理调整客户结构、加强业务创新,拓宽自身生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