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变更以及盈余管理都是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盈余管理作为高管的一种重要行为手段,不仅对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影响了投资者的利益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国有企业高管来说,其兼具“准官员”以及“职业代理人”的身份。实现政治晋升成为了国有企业高管职业生涯极为重要的目标。尤其在一系列“限薪令”的出台下,晋升尤其政治晋升更成为国有企业高管的重要激励手段。不同的职位变更方向对高管行为的影响可能不同,企业受不同盈余管理方式的影响也不同。现有文献发现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关系。但是现有文献并没有区分高管变更的性质,很少有研究晋升、降职与盈余管理的文献,更鲜有区分晋升方向,研究走政治仕途的晋升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从激励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心理契约理论以及声誉理论出发,选择2006-2016年发生高管变更并可追溯变更性质的A股上市国企为研究对象,将国企高管变更划分为晋升、降职和平调,进一步将晋升划分为政治晋升与非政治晋升,并选择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以及非经常性损益作为代表,进行了不同职位变更方式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国企高管变更前一年正向盈余管理程度整体上加大,但是降职带来的程度没有明显高于晋升;(2)国企高管变更当年正向以及负向盈余管理程度整体上均加大,降职带来的正向盈余管理程度要高;(3)国企高管政治晋升降低了变更当年负向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但是关系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