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中期至嘉庆朝,是清朝由盛至衰的转折时期。所谓“创业易,守成难”,盛极一时的清朝,终免不了“中衰”的宿命。而清朝中期的“守”更具有典型性,同时也有其显著特征,仅以土地兼并、人口过多和官场腐败泛而言之,不能道尽其本质。而这个特征正是与满汉关系的不协调相互作用的。由于不断的摩擦限制了双方的交往,使之各怀心腹事:满族官员擅权贪利、汉族官员保身避事,构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官场政风。随着清代中期满族特权的扩张和中枢机构的占缺与满官缺的扩张,反映出了清中期在满汉官员权利分配上明显变化——满族与汉族官员绝对数量上差距的缩小。而作为满族特权的代表,清朝皇帝的专制独裁前无古人,确有勤政的优点,但也极大地抑制了臣下行政智慧的发挥。事必躬亲的作风和奏折制的发展使全部行政系统都维持在听从的被动状态。惟上惟例、法祖循规、守成将就成为政风的突出特点。正是满汉官员之间地位的不平等,无处不在地防范与戒备,使得满官大量依仗优等地位而放肆贪婪;汉官则行事愈加谨慎小心而推委避事,大大地减损了为政效率和质量,创新与改革更是无法想象。这使得原已存在传统的结构性危机,进一步深化。于是,许多饱学之士在“十年寒窗苦,一朝越龙门”之后,要么应声虫,要么弃离仕途,埋头考据之中,成为乾嘉学派方兴未艾的另一个诱因。仕途杂乱壅积、生存危机与两极分化、奢靡之风和虚浮之气,与腐朽的官场风气交相激荡。正是这些不同的侧面,形成了清中期政风的鲜明特点。本论文的选择应该是清朝中期政治运行中的关键点之一;也可以使许多对“中衰”原因的探讨更为具体与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