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对开国功臣的界定可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指所有为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作出重大贡献的文武大臣,狭义则指这些文武大臣中获得爵位与世职者。明代开国功臣来源于不同社会群体,既有地方精英力量,也有草莽豪杰,还有元朝官员。绝大多数开国文臣后代未获得政治资源,以至于未能形成政治家族。开国武将子弟则获得了大量政治资源,形成了规模可观的政治家族。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优待并拉拢胡惟庸等开国文臣的中下层人物,打击李善长等开国文臣的上层人物。朱元璋与李善长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和睦关系,后者的悲剧结局有其自身原因。开国武将家族的转折点“蓝玉党案”是朱标去世导致的,偶然性大于必然性。朱元璋在发动此案的过程中,并未对开国武将家族赶尽杀绝,有些开国武将家族得以保存并被委以重任,有些则就此衰落,这与各个武将家族自身的特殊性有关。靖难之役后,朱棣建立的新政权以巩固其合法性为中心处置开国功臣家族。在此过程中,以徐达后代魏国公嫡系家族、李文忠后代曹国公家族、郭英后代武定侯家族以及徐增寿后代定国公家族为代表的开国功臣家族,或者从被打压到被拉拢,或者从被拉拢到被打压,或者被大力拉拢,或者被创立为新的家族,各家族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变化。靖难之役的发生也让朱棣、开国功臣家族与藩王集团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周王府仪宾盛瑜为保护获罪的曹国公家族所引发的盛瑜案正是这种关系的产物。明代中后期,各个开国功臣家族的发展状况不尽相同。魏国公家族分裂为魏国公嫡系家族、徐膺绪家族与定国公家族。其中,魏国公嫡系家族世守南京,通过奉祀孝陵和担任守备维护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并积极参与南京地方社会事务,体现出高度的社会性。同样世居南京的徐膺绪家族有军职无爵位,其家族成员需要自谋出路。世居北京的定国公家族则高度依赖皇权来维持自己的地位。武定侯家族在正统十四年(1449)爆发了袭爵之争。由于缺乏皇权的有效支持,这场袭爵之争长达五十余年。在袭爵之争中,与明王朝合法性的联系成为武定侯家族倚仗的重要力量,最终成功保住爵位。郭勋袭爵后充分吸取了袭爵之争的经验教训,通过多种方式来扩大武定侯家族的社会影响力,加强武定侯家族与明王朝合法性的联系,并争取皇权的支持,从而让武定侯家族达到巅峰状态。郭勋的努力与武定侯家族勋臣与文臣色彩并重的特点一脉相承,他本人的命运沉浮也与此息息相关。李景隆被罢黜后,曹国公家族经历了从被禁锢到释放为平民的过程。但曹国公家族并未放弃恢复政治地位的努力,他们与其他开国功臣家族进行交往,并带头向朝廷发出声音。经过不懈努力,曹国公家族先后恢复世职与爵位,重新成为勋臣家族。曹国公始祖李文忠开创的好文家风被后人继承,临淮侯李言恭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李言恭的思想世界多元性与其家族传统、个人经历和多元社会关系密切相关。多元社会关系使他的思想富有多元性,并帮助他建立起相对安逸与宁静的思想世界。明代开国功臣家族地位主要来源于明王朝的合法性、皇权和社会影响力,而家族传统、地域和家族内部关系对其发展面貌具有重要作用。开国功臣家族与皇帝、皇室联系密切,在明朝中后期,作为勋臣家族的开国功臣家族与文官集团、其他社会人士之间也有密切联系。与明代前期政治性特点相比,明代中后期的开国功臣家族更多地体现出社会性特点,但其社会活动仍然以政治性为基础,这是由其与明王朝合法性的联系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