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制于我国刑法第114条、115条,由于条文本身并未对此罪的具体行为要件进行明确性表述,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本罪的适用由于刑事政策的需要而被人为地扩大解释了,我们看到从碰瓷到盗窃窨井盖再到最近的酒驾飚车等,此罪的触角呈不断延伸之势。许多学者认为,此罪已经在司法实践中沦为危害公共安全罪全章的“兜底”罪名。笔者认为,司法适用的过程实质是一个解释法条的过程,但是正确的司法适用应该建立在正确的理解把握法条之上,而不应该依照刑事政策的需要解释法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区别于其他罪名,在于对其“危险方法”的本质把握,这也是理解此罪最为核心的东西,当然,在具体运用中,我们还需要鉴别嫌疑人主观状态等等。本文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过案例指出此罪在适用中出现的问题,并引出理解此罪实质是如何解释“其他危险方法”这一构成要件。第二部分则是讨论“其他危险方法”；本部分先界定了什么是“公共安全”,按照笔者理解,“公共”既是指“含不特定对象的多数人”,“安全”通过对刑法第124条的分析认为其应该包括人身健康、生命安全以及重大公私财产损失等内容；然后本文讨论了“危险方法”的界定,通过刑法114条、115条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危险方法”本身有如同“放火、爆炸”等的危险性,并且在结果上也具有等值性或者危害的相当性,但是如何确定该“危险方法”存在呢?因此笔者讨论了“危险方法具体危险性”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本部分的最后文章对“其他”做了一个界定；本文的第三部分是其他相关问题,该部分讨论了实践中主观状态的认定问题以及对两高2003年的一个解释的第一条的解释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