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版《红楼梦》是跟随早期中国移民传入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华社长期以来在内部(华人文化)和外部(国家政治)的相互发展下,到了当代造就了一批相当数量的文化界精英分子,而这批精英通常由文史工作者和作家组成,肩负着传承中华文化的责任。而《红楼梦》在马来西亚的传播到了当代也有较为可观的成绩,静态的传播如出现较多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动态的传播则是通过举办各种活动以便让更多不同阶层的人认识《红楼梦》,随着2007年“红楼梦研究、翻译与出版”签署了以后,《红楼梦》传播的受众将会扩大,从多年来只有懂得中文的读者群扩大到马来文的读者群。本文旨在为《红楼梦》在马来西亚传播作文献的前期整理工作,建构当代汉语版《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华社传播版图的雏形。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而言,本文分为两个部分来探讨：其一是文学外部要素与传播的关系,其二是文学本体要素与传播的关系。第一部分从马来西亚历史和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史(包括华文教育和马华文学)的角度分段梳理了《红楼梦》在马来西亚的评论和活动,探讨社会变迁和《红楼梦》传播的关系,发现七十年代开始马来西亚政府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对华人社会有着重大影响,而《红楼梦》的传播也在其中。另外,马来西亚华文生态的各种客观限制也导致了红学研究的进程缓慢,而《红楼梦》传播也只能向普及化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早期移民都以劳动阶级为主,文化生态起点非常低；华文教育自独立后与官方教育政策相抗衡,在体制上无法提供深入理解中华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机会；华文的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只占了一小部分；文化人兼有的活动家身份缺乏时间从事严肃的学术研究。接着,配合时代背景,本文也对传播方式进行分类研究。从二战后至今,《红楼梦》在马来西亚的传播其实是个受众扩大的过程。一般上古典文学的传播扩大受众的方式是通过符号转换的方式,也就是将作品改写成简写版,或者改编成影视作品。而在马来西亚的特点是通过扩大传播方式去让更多人接触和认识《红楼梦》。50年代开始,《红楼梦》的传播只限于平面媒体,而且是以严肃的文学评论出现的。值得留意的是,政治思潮足以影响评论者对文学理论的运用。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左翼思潮在中国兴起,马华作家和评论者也受到影响,依藤的40多篇《红楼梦》人物论就是以阶级斗争的角度写作的。传播方式的扩大和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有极大的关系。如果说《蕉风》在50年代的创办为《红楼梦》的静态传播提供一个发表园地,那么,60年代马大中文系的创办是为动态传播提供人才。80年代开始,各种与《红楼梦》相关的活动陆续出现,除了是马来西亚华社内部漫长的文化积累,外部原因是马来西亚和中国于1974年建交,马中文化界之间的相互往来为马来西亚华社注入不少文化资源。迈入2000年,《红楼梦》传播方式变得更为蓬勃,与以上所述的内外因素的持续发展不无关系。特别是当《红楼梦》开始要翻译成马来文介绍给马来文读者时,我认为这是《红楼梦》在马来西亚的传播达到某个里程碑的时期,也要归功于内外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相互交集。另外,传播方式的扩大也和受众的心态有联系。因为在地理上长期远离中国文化中心,《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华社的传播也逐渐趋向本土化,虽然许多人受华文教育,但是对《红楼梦》的接受和理解程度毕竟和中国文化中心的受众有所不同。华人一方面不生活在中国的语境当中,却因为受了华文教育而在心态上希望亲近中华文化,因此心态上有种文化饥渴和文化想象,而以文化建构意识作为文学传播的目的油然而生。而且马来西亚从建国至今才53年,在国民身份的建构方面尚是模糊,马华社会常常有对自身文化属性的探讨,通过文学传播而达到文化寻根的目的,唯有认识自己民族的过去,才有可能逐渐建构自己在新土地的文化身份。当然,因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只占总人口的30%,加上华文不是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所以整个华文生态的发展相对于中国文化中心地区是非常缓慢的,而且《红楼梦》的传播是以文化普及为目标的,我们不能期望受众的文化接受程度和大陆港台地区的相同,特别是红学研究的进程。至于《红楼梦》对马华文学的影响,只限于几位马华作家(李天葆、方娥真、陈志鸿、梅淑贞等人),并且也曾发表《红楼梦》评论文章。本文对第二部分文学本体要素与传播的关系的探讨是以马华小说家李天葆为例子,从“月”探讨李的小说和《红楼梦》的关系。作者认为认为李天葆对“月”的美感继承更多来自张爱玲,因此张爱玲成了《红楼梦》和李天葆之间的“中转站”。从散文《月》当中可以发现,李天葆是有意识的在小说中经营各种“月”的书写试验的。来自《红楼梦》源流的月到了李天葆的笔下被零散地分配在小说不同的层面,这包括人物、情节、意象等等。由此可见作家对古典作品的阅读是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的。作者发现李对《红楼梦》的继承是属于语言层面的,例如与月相关的面部描写便是。《红楼梦》的诗性特质也影响了李天葆小说的意境,他的小说意境有一种朦胧的美感,小说人物也是怡然而优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