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我国立法和司法实务现状为出发点,分析和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定以及制度运行经验,根据我国现有的司法环境和法治阶段,通过完善诉讼外第三人作为义务主体时的规定、限定书证提出义务范围、在双方当事人地位和掌握证据的多少极不对等时,法院通过庭前会议的形式听取被申请人的陈述和辩论,一方面保障书证申请人的证据收集权,另一方面给予被申请人陈述异议的权利,减少申请人对该制度的不满以及书证持有人的抵触情绪、增设救济程序等使得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实效,使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势均力敌,弱化因客观原因带来的当事人举证不能等问题,充分保障当事人获得证据资料的权利,从而提高诉讼效率,确保裁判公正,实现书证提出命令制度在司法适用中制度价值。随着我国法律的发展和民事诉讼模式的转变,当事人收集证据的主体权利和责任不断被强化,却忽视了给予当事人调查取证的保障措施,法律也没有对当事人收集调查证据的途径和方法作出具体规定,虽然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方式获取证据,但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条件之严苛往往无法申请成功,即便申请成功,法院在调查无果时也没有必然的违法性后果,并且因法官实地调查取证的行为会丧失中立性而被诟病。在现代型诉讼中,由于证据偏在情形存在,双方当事人势力不对等时,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想要获取对方当事人的书证就会更加困难。书证提出命令制度正是为了解决民事诉讼中书证资料在不负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控制下而其又不配合提供该证据,造成案件事实难以证明时设立的。因该制度无需法官亲自调查取证,只需居中审查申请,从而保证了司法的中立性。但是该制度在立法和司法方面仍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的立法体系未完善、未将第三人纳入书证提出义务的范围以及未规定第三人拒绝提出书证时的制裁、当事人及第三人的救济途径缺失等问题,这就导致书证提出命令制度难以在司法中发挥其价值。另外,在对书证提出命令的范围采一般性义务还是限定性义务的选择上,学术界仍有很大争议。因此,对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书证提出命令制度来说,需要在实务操作中不断改进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