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本土原有的文化、艺术有了极大的影响。六朝时期玄学盛行，而此时的早期佛教典籍已经传入我国。为了传播佛教教义，弘扬佛法，中国南方广泛建造寺庙，北方则大肆兴修洞窟。于是众多既具有西域色彩，又兼顾中原文化的佛教造像应运而生。我国早期的佛教造像，以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为多见，而且在造像特征上，也有着一个由印度、西域画风向中原画风逐步转化的历史过程。所以，在人物形象上，六朝时期的佛像大多沿用着印度、西域的绘制方式，不但颜色大胆、鲜艳，在构图的表达上也独具一格。佛教的教义内容加之中国画的画论，在六朝时期都受到了玄学等中国本土文化的渲染和渗透，因此，这一时期的绘画作风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艺术和美学价值。对于“佛本生故事画”，在早期的佛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些看似残忍的画面，被当时的绘画艺术家们表现成一种独特而浪漫的美。同时，我国出现了印度并未存在的“维摩诘”造像。这一形象的出现，也是佛教中原化很重要的例证。维摩诘的人格特征，从侧面对佛教由传统意义上的理论观念向中国本土观念的转化过程进行了极为形象的阐述。佛教造像源于佛教典籍的描述，而在“反美学”中塑造的独特的佛教美学理论和佛教造像作品却辩证地存在于“非美”这一特殊领美学域当中。本文则从我国早期的佛教造像出发点，贯穿六朝时期的绘画美学理论和佛教原理，以寻找佛教造像与佛教美学之间微妙的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