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道术为天下裂,形名之学盈天下,老庄和孔孟分别从天道和人道的角度进行了批判。《易传》接续老庄与孔孟的思想路线,自觉地超越“形”,以“阴阳”立道,将道确立为“形而上者”,从而消化了先秦诸子之说。先秦诸子论道各有所重,老庄学派推崇自然天道,形名家推崇形名之学,孔孟儒家推崇仁义之道,而《易传》则以三才之道综合诸子之说。“阴阳”既是客观的自然规律,同时也渗入了人的主观感受和价值判断,以“阴阳”立天道,即超越纯然客观的“形”,而使天人相感通。“柔刚”是物之“体”所显现的质地,以“柔刚”立地道,即以“体”内的质料作为物的根基,从而将“形”降低为依附于“体”的次要属性。以“仁义”立人道,并以之与“阴阳”“柔刚”相配,是将自然的规律转化为社会规范,将天地之道落实在人道之上。通过“立道”,《易传》确立起天地人三才相互贯通的世界观,并以此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认识方法和表达方法。“得道”即自觉地将“道”确立为自身所遵循的规范。“知”是“得道”之始。不同于以视觉认知为核心的形名之学,《易传》以不可见之“幽”,揭示出可见之“明”的局限性,从而超越视觉认知的局限性,认识作为“幽明”所以然之故的“阴阳”之道。相对于视觉认知的局限性,《易传》提出“玩”的方法,通过拉近对象与自身的距离,使人在研习《周易》的时候能够达到“居而安”“乐而玩”的状态,从而将外在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的行动能力,将理论认识融入实践之中。“知”与“玩”都有赖于亲身的体会,《易传》认为,“阴阳”相合而成“德”,“刚柔”相摩而成“体”,万物之“体”蕴含着天地之道,因此人通过自身便可以体会天地之道。“达道”即以他者可以理解的方式对“道”进行说明。“道”乃“形而上者”,处于“形名”之域的语言文字如何把握“道”便成为了问题。《易传》认为,通过卦爻系统可以解决“言不尽意”的问题。通过“设卦”,确立起“卦体”,“卦体”由卦与爻组成,使卦有“阴阳”,爻有“刚柔”,因此“象”便可以通过“卦体”显现出来。“象”一方面摩拟天地万物的客观存在方式,另一方面是人的主观感受方式,通过“立象”可以将“道”以人类可以感知和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卦爻辞”是对“卦爻象”的诠释,《易传》认为,通过“系辞”可以判断“象”所预示的吉凶,从而说明“阴阳”之道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总而言之,《易传》确立了“阴阳”之道,并以之构建了一系列的“得道”与“达道”方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