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女工群体是城市里的底层工作者,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让她们面临着严重的健康不平等问题。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流动女工权益和促进健康的政策,推行了改善流动女工生殖健康的发展项目,但是并未触动到健康问题的根源,即权力关系和社会制度安排。面对困境,一批由流动女工自发组织的草根NGO迅速成长起来,她们在国际NGO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建立了女工小组,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健康传播活动。因此需要关注草根NGO的活动给流动女工的健康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健康传播研究的“新兴”理论取向质疑了生物医疗范式和劝服人们行为改变的研究传统,在吸收了社会和文化理论之后,它认为人们对健康的理解是一个意义建构的过程,而语言是意义的载体。由此,健康传播研究开始了对健康、疾病、医疗的话语研究的转向。其中,批判性话语分析关注了社会结构因素、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作用,适用于针对弱势群体健康不平等的研究。同时,流动女工的性别身份预设了采用女性主义健康研究理论的必要性。因此,研究者从批判的健康传播理论视角出发,结合批判性话语分析和社会性别理论,研究流动女工健康话语的建构和传播过程,即流动女工是怎样理解健康和疾病的,草根NGO的出现建构了何种健康话语,如何进行传播,又是如何影响到了流动女工甚至整个社区。通过与深圳草根NGO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系,研究者以机构实习生的身份进入深圳市六约社区开展田野调查。正式调查时间段为2016年10月到12月。研究者采用了参与观察法参与绿色蔷薇的日常工作和健康传播活动,搜集了大量的文本资料;另外使用深度访谈法和滚雪球抽样,访问并记录了44个流动女工、男工、儿童和NGO工作人员。随后研究者对文本和录音资料进行整理,采用批判性话语分析予以解读。研究发现,在从老家到深圳打工的时空转换过程中,流动女工的日常健康经验反映了健康缺席和在场的不同状态,老家的“贫困”话语、工厂的“苦力”话语和医患矛盾话语都体现了国家、资本和父权对流动女工身心健康的压迫。流动女工认为“最低工资”和排斥性的社会制度是她们被边缘化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只能“自我决策”“自我安慰”或寄希望于命运的改善。流动女工的健康话语受到了严重的压抑,再生产了主流的意识形态。在疾病情境下,职业病女工对自己患病经历的叙事,讲述了资本权力如何伤害了女工身心健康,以及她们如何理解职业病,如何积极寻求法律的援助来争取健康和生存的权利。在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她们经历了合法性认同、资本权力的“拖延术”和“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的抗争。草根NGO为职业病工友们提供法律话语援助,支持了反抗的意识形态。草根NGO最重要的话语贡献在于建构了女性主义的健康话语。从《工友天地》、Z机构的文本内容中可以看出,它们是如何从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发展到建构了整合批判的女性主义健康话语的。绿色蔷薇吸收了两者的经验,建构了“我的身体我做主”的话语,通过揭露商业话语、利用医疗话语以及破除健康迷思,来突出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发展流动女工的主体效能。其在话语策略上主要应用了叙事、隐喻和互文手段,强化了女性主义健康意识和女工对健康话语的认同。绿色蔷薇将建构的健康话语通过两个途径传播出去,一个是对内传播,另一个是对外倡导。对内传播以女工小组的形式展开,采用主题活动、同伴教育的方式传播了较多性健康知识。在对外倡导方面,运用视频、音频、图像、声音等来塑造女工健康的形象,并积极探索政策倡导的途径。随着传播实践的深入,绿色蔷薇探索出一条以文艺倡导的双向传播策略,并开发了“外围”策略解决流动女工在健康上的社会适应问题。草根NGO对流动女工健康话语的建构与传播具有赋权性的意义。一方面,流动女工身心健康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另一方面,核心义工们开始有了健康权利的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身体自主性意识,并积极为集体利益发声。尽管在机构层面上草根NGO不断发展了社会资源和机构间的合作,但却在社区赋权方面难以获得实质性的突破。结论部分强调了健康的社会性意义和健康传播研究置于社会情境的重要性。研究者认为必须从主体性视角出发来认识人们的健康经验,理解健康话语的建构过程和机制。草根NGO的所建构的女性主义健康话语揭示了其与主导话语和意识形态冲突。与此同时,草根NGO的话语传播经验值得借鉴,它能够提升女工在健康方面的社会性别意识,创造弱势群体发声的机会,并鼓励创造更多的社会行动。未来,草根NGO如何发展与学者、政府的关系和开展政策倡导活动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