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们承担起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贡献国之一,中国迄今为止已经在24项维和行动中派出了约36000名维和官兵。2017年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的注册更加表明了我国旨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履行更多大国义务的强大决心。而具体到每一项任务,维和官兵都需要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军事、民事部门建立联系,进行相互交流合作。在这个大的背景下,维和人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由于样本的特殊性及数据采集的困难,有关这一群体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尚属空白。因此,本文在对研究背景、意义及可行性进行系统分析后,提出了以下两个具体研究问题:1.中国维和部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现状如何?2.在维和背景下,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外语能力是否存在关系?如果存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为了解决上述具体问题,本研究首先利用知识图谱软件Cite Space 5.2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基于中国期刊网(CNKI)和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提炼出了与本研究相关性最强、被引次数最多的20篇经典文献著作。在对这些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讨论了军事背景下有关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定义、构成及模型等问题。通过对Byram和Abbe经典模式的解析和综合,本研究构建了适用于中国维和部队跨文化交际能力测量的理论模型。该模型以维和部队完成日常任务、展现良好国家、军队形象为总目标牵引,共设计了知识、技能、态度和意识4个维度,11个具体评价要素。在调查部分,本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手段具体展开。首先根据理论模型设计了调查问卷,并经过前测、项目分析、信度效度检验等环节验证了其可靠性;随后向联合国某任务区的某中国分队发放了160份问卷,共回收121份有效样本。数据分析部分采用了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等统计手段。为更加深入了解不同岗位官兵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情况,本研究对来自四个维和任务区的共计10名军事观察员和参谋军官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采用半结构化方式,时间从60分钟到120分钟不等。访谈结果的分析采取了案例分析法。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1.中国维和部队跨文化交际能力目前只处于满足基本任务需求的一般状态,且个体间差异较大,距展现我军良好国际形象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具体来看,在本文理论模型中提炼的四个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成要素中,分队官兵态度最好,意识最差,其中态度>技巧>知识>意识。良好的态度主要体现在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开放、包容及强烈的学习意愿等;技巧方面主要体现在该群体具备一定的基本交流技能;在知识模块中,其人际交往和社会交往的一般知识较为充足,差距主要体现在具体知识方面(例如本国历史人文知识、外国区域、宗教、礼仪知识等);跨文化交流的意识最为淡薄,突出的表现在对军事管理文化差异缺乏敏感性,且未能有意识的在跨文化环境中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根据人口统计学差异结果来看,分队官兵中具有较高英语水平的,跨文化能力一般较强;有过大学教育经历的官兵跨文化能力优势明显;军官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各方面都优于一般战士。就军事观察员和参谋军官群体而言,其跨文化交际能力整体处于良好状态。跨文化交际意识很强,尤其体现在文化敏感性方面,能够较为敏锐的察觉到文化环境等的改变,并做出相应调整。由于个人工作经历及担任岗位的不同,跨文化知识水平的个体差异较大,主要体现在具体知识方面。例如担任高级参谋的军官在出席重大社交场合时感觉其礼仪知识的匮乏以及普通军事观察员在日常巡逻任务中所感受到的对某些宗教禁忌知识的缺乏等;2.分队官兵的外语水平整体呈现低水平状态,有些甚至无法满足基本任务需求。语言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呈明显正相关关系。军事观察员和参谋军官外语水平普遍较高,语言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没有明显正相关关系。结合两个群体的总体情况来看,本研究认为外语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有正相关关系,但当外语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时,语言能力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影响将显著变弱。结合上述研究发现及我军实际情况,我们分别针对分队、军事观察员和参谋军官群体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和建议:分队方面应逐步提高选拔标准,优先外语水平高、学历高、有过外派经验的人员参与维和行动。培训工作则应该侧重于外语相关科目的培训,并针对不同受训对象分级进行。而军事观察员和参谋军官需要在当前培训项目中逐步融进国际公文写作、军事专业术语、宗教禁忌及重大场合礼仪等相关科目和内容。并在相应岗位确定后,赴专业相关部队进行见习,以补足专业知识。就整个维和部队而言,都需要有意识的开展跨文化意识教育并建立案例库、进行模拟演练等。本研究为进一步了解维和部队跨文化交际能力现状提供了一手资料,对于如何帮助维和人员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通过相关研究问题的探讨,本研究亦为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