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业务,遍布各个行业和国家,但其中不乏许多企业因对海外投资的东道国制度风险因素了解不足或考虑不周使整体海外投资受阻率较高,从而引发学者们的关注。东道国制度风险无疑是企业海外投资时面临的重要问题,且制度风险具有影响范围广、期限长和差异大的特征,对企业海外投资受阻与否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目前东道国制度风险对海外投资受阻影响的研究多集中于规范研究,缺乏客观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亟需对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受到何种类型的制度风险而被阻碍,以及其内在机制和后果进行梳理和研究。本文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外来者劣势理论和制度接近论尝试探究东道国制度风险对海外投资受阻影响的机制,并引入顺向投资受阻和逆向投资受阻,以及双边投资协定和“一带一路”倡议两种不同类型的政策,从而深入探究影响路径差异和变化。本文选取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CGIT)2005-2018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为研究对象,建立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东道国政治制度风险、经济制度风险和法律制度风险对海外投资受阻的影响,分组检验制度风险对顺向投资受阻和逆向投资受阻的影响差异,并进一步讨论双边投资协定和“一带一路”倡议两种具有差异的对外合作方式和政策在其中是否发挥调节作用,以明晰东道国制度风险阻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机理。本研究发现以下结论,首先,东道国的政治制度风险、经济制度风险和法律制度风险均显著增加企业海外投资受阻的可能性;其次,进一步检验发现在顺向投资时三种制度风险均导致海外投资受阻,而在逆向投资时,发达国家通过政治制度博弈来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使海外投资因政治制度风险而受阻。最后,双边投资协定通过对经济和法律层面明确的协定签署,而对经济制度风险和法律制度风险导致的海外投资受阻具有显著缓解作用,但对政治制度风险导致的海外投资受阻缓解作用不显著,“一带一路”倡议通过风险预警机制、合作签署和友好关系的建立对政治制度风险、经济制度风险和法律制度风险所导致的海外投资受阻均有显著缓解作用,作为两种具有差异的政策通过不同机制对规避“制度空洞”和“制度壁垒”所带来的制度风险起到互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