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明儒学案》自从成书之日起,就引起学界的巨大反响。但对《明儒学案》的学术史、哲学史定位以及由此上探黄宗羲的哲学史观的真正研究,却始于20世纪的梁启超。但梁氏的“学术史”认定失于宽泛与陈旧。梁氏之后,关于黄宗羲哲学与哲学史观的研究,也因在定位工作方面突破不了梁氏范式而徘徊不前。 为了研究黄宗羲的哲学史观,对《明儒学案》进行合理的哲学史定位几乎是前提性工作。《明儒学案》是黄宗羲在一定的哲学史观指导下,泛观博览又“约之在我”,提要钩玄而撰著的明代哲学史。《王畿学案》的编纂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黄宗羲在认真研读了王畿的全集性著述后,在《明儒学案》中对王畿进行了别出心裁的重构:既为王畿立案叙传,又将其作了明代哲学史上的心学定位。黄宗羲能在《明儒学案》中给王畿合理的位置与相关评价,这与黄宗羲的哲学史观是分不开的。“破块启蒙”的明清之际需要新的哲学范式的更革,公理、公心之公学得到肯认,与此相应,黄宗羲认同“道非一家之私”,提倡学术平等与学术民主思想的建设;认为各家自有宗旨,殊途百虑,都是见道之学,而“心思愿力”不同的学者,其学说“宗旨历然”,但从明代“学脉”流衍来看,儒学是大本,心学为主线;作为哲学史家的黄宗羲,认为应重视博览会通的工夫,反对因袭“成说”,对理学与心学进行了批判地整合。采用“学案体”的《明儒学案》还泝委求源,导山导水,使明代学脉流衍秩然。 在对王畿的哲学史重构中,黄宗羲从“学脉”大体出发,最大可能地发挥了自己创辟的明代哲学史所能容纳的客观性品格的作用。而这种撰著哲学史的客观态度,又与其史学经世意识密切相关。从王畿到黄宗羲,学术界内部正经历着从“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转进,二人所提倡的“绝学”与“实学”就有着不同的面貌。黄宗羲虽因“学案体”所限而未曾充分展开这一论释,但这种信息已经隐然呈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