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环境保护法》的修订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确立了新的法治目标,之后大量的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及规章亦相继出台,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环境法治建设。但是,由于地方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相关法规较多,在立、改、废、释的四位一体运行中,各地普遍存在注重立法及解释而忽视对立法后的实施状况评估及对评估结果的处理。对此,习近平在2019年全面依法治国第二次会议上强调四大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生物安全、土地制度改革、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立法项目要统筹考虑,立改废释并举”。立法后评估源于上世纪80年代,地方首先展开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评估,之后逐步延伸至上位法。由于缺乏上位标准化的评估制度作为评估依据或评估标准,各地方其对于新兴的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如井喷式的大量地方法规和规章的出台,立法后评估的实施状况不甚理想,多数地方存在流于形式的现象,如不加以解决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治理的法治化进程。从各地生态环境保护地方立法后评估的实施情况来看,各地大多存在评估主体的单一化;公众参与不足;评估数量与颁布实施的法规数量相比占比可怜;评估对象的选择具有随意性;评估行为多依照政治或行政命令运行,缺乏固定的制度性,因此存在表面化、形式化现象;另外一些评估结论并没有被采纳;一些与新法规或上位法存在重叠或冲突的法规并没有予以解决。主要根源在于制度层面上缺乏统筹设计,现已建立的评估制度,无论是从评估范围还是评价体系上均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上位制度标准依据,现有的评估标准应属于在评估对象、评估范围、评估标准及评估期等都缺乏具体化或根本没有规定;评估程序存在缺陷等;评估制度外而言,制定机关或各地政府的自评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督,未与备案审查制度形成衔接和缺乏补救措施等。笔者通过对生态环境保护地方立法后评估的基本概念、特征及理论基础进行分析界定,以数据分析为背景并结合典型案例对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地方立法后评估的现状进行分析论证,认为作为生态环境保护是我国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关系到经济与环境保护能否协调发展,在解决途径上应遵循习近平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应统筹考虑的思想,生态环境保护的地方立法后评估应进行顶层的专门领域的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后评估制度设计,以此为思路,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