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机动车总量大约占全球总量的2%,但每年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的人数却占到全球的20%,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倍。近年来,“危险驾驶”行为造成的严重交通事故经常发生,严重威胁着社会公共安全,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面对一些危险驾驶造成的恶性刑事案件,各地司法机关在认定罪名和处理结果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这些案件的审判结果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本文以2012年3月15日发生在合肥市的张甲醉酒驾驶无牌照的电动三轮车被判危险驾驶罪一案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几个罪名主客体以及犯罪构成要件,同时对醉酒驾驶电动车这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从技术以及法理的角度分别进行阐述,阐明了醉酒驾驶电动车以危险驾驶罪获刑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由此引入对于我国刑法中关于危险驾驶罪相关规定的讨论,并通过中外立法的比较,分析了现有法律规定的不足。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危险驾驶罪的执行情况存在调整违法行为的范围过窄、醉酒驾驶中评价醉酒的标准过低、追逐竞驶行为的定性标准不明确以及“危险驾驶罪”的处罚力度过低等问题,应充分借鉴国外立法,完善我国现有刑法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采取罗列的方式,仅仅列举了醉酒驾驶机动车辆和追逐竞驶两种犯罪情形,方式机械,缺少对危险驾驶行为危险性犯罪本质的揭示。笔者认为针对存在的缺陷,应修改刑法罪名,缩小危险驾驶罪概括的范围,将危险驾驶罪修改为追逐竞驶罪和醉酒驾驶罪；或者修改《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危险驾驶罪的处罚范围,将疲劳驾驶、吸毒驾驶等情形列入其中；同时还应加大处罚力度以及增加处罚手段达到更好的惩治危险驾驶行为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