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国资本市场用30年的时间达成国外资本市场百年发展成果,市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已经迈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2019年来科创板、创业板相继实施的注册制试点,更是反映出我国全面提升资本市场功能的决心。而信息是资本市场的核心,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是注册制改革的侧重点,也对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有重大影响。然而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扩容,尽管有愈发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从外部约束公司,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仍未得到根本改善。2020全年深交所出具的227份纪律处分处决书中,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占比达42%。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仅能从外部约束公司,要确保信息披露质量最终获得提升,关键要从公司内部治理着手。当前,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数字技术成为数字经济的助推器,也成为了公司这一国民经济主体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催化剂。在应用数字技术开展数字化建设、赋能自身转型的进程中,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公司能够借助技术革新进行治理变革,还让公司待披露的信息在产生、传播到保存的各个环节得到改进。数字化转型对公司内在经营绩效与管理结构产生的颠覆性变革已得到了现有研究证实,但其对信息披露这一上市公司重要市场行为的影响尚未有学者探究。对此,本文从信息披露质量切入,考察公司在实施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对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效应,将数字化转型对公司的影响扩展至信息披露。本文梳理数字化转型与信息披露质量的研究文献,分析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历程与发展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经典理论,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信息披露质量的理论影响,分析作用路径与可能的调节效应,以此提出理论假说。此后,利用2010-2020年深交所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并考察作用机制;同时,使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法解决模型可能含有的内生性问题并通过更换指标、更改回归模型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还考虑到公司特性差异将导致不同的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效应,从产权性质、高新技术两个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本文主要研究结论为:（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2）数字化转型对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产生正向影响作用机制有两个: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能够改善内部控制质量。数字技术的应用通过打破部门信息壁垒、优化监控手段,降低管理层可操纵空间,进而改善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将增加公司财务稳定性。借助数字科技,公司将以更精准的风险控制能力进行运营决策,降低财务风险,提升财务稳定性,促进公司主动进行高质量信息的披露,释放优质信号。（3）多元化经营会显著削弱公司数字化转型对信息披露质量的优化效应。而行业集中度的提高则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正向影响。（4）数字化转型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效应在不同公司特性下有显著差异: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信息披露质量有更明显的提升作用。本文的研究证实了数字化转型能提升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扩展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研究视角,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如何优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