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支付功能供求的不断变动是中国近代金融演进的主要动力。通过分析中国近代经济史,可以将近代中国金融的演进分为三个时期,在每个时期内,金融支付体系的主体都会发生新的变化。1823年,山西票号的成立标志着全国统一的支付体系的建立,但是随着1840-1870年间对外贸易的扩大、国内贸易网的复杂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支付需求增加,当时较低的支付供给成本、宽松的制度环境等也促使支付供给增加,支付供求实现了新的均衡,形成新的稳态,促进了支付体系的发展。此时的支付工具不仅有银钱票、本洋、汇票,还有当票、庄票;提供金融支付功能的机构从钱庄、银号、票号,扩展到了当铺、账局、钱庄、银号和票号。在1871-1900年的30年间,中国经济更加活跃,内地贸易与对外贸易形成一体,并逐渐受到对外贸易的控制,成为西方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制品的消费地。对外贸易的增长使得外国银行逐渐控制了中国的外汇市场,满足国内外外汇兑换需求;通商口岸的设立和内地贸易中心的形成客观上使得贸易距离增加,加大了匹配交易的难度,从而增加了支付需求,为满足新增的支付需求,账局、钱庄开始经营异地汇兑业务,票号也快速的提供支付服务,但是原有的支付体系并不能满足支付需求,新式银行便应运而生,加入支付体系;再者,政府成为支付需求主体,这使得票号业务量增加,同时票号业务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打破了票号只经营商号和居民汇兑的局面。总体而言,金融支付功能的供给主体的变化形成了新的金融支付格局。票号仍然是支付体系的核心,掌握着国内经济城市的汇兑命脉,钱庄、银号、账局等则起到辅助票号的作用,新式银行成为一种与票号竞争汇兑业务的新力量;国际贸易中外国银行则控制着中国的外汇市场,钱庄、票号和新式银行参与外汇汇兑。上述金融支付格局在70年代就已经形成,历时30余年,到了1901-1927年这段时间,国内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金融稳态局面也逐渐被打破,以票号为中心的支付体系不再适应当时的经济形势,国内支付体系的裂变促成了新支付体系的形成,外国银行仍然控制着国际间汇兑,新式银行则占据国内汇兑的中心地位,钱庄处于补充地位。不难发现,支付需求和支付供给之间的矛盾决定着支付体系的形式,在1911年以前,票号处于支付体系的中心地位,钱庄、账局则处于辅助地位,庚子事变后,账局损失严重,在金融体系的地位显著下降,辛亥革命后,票号供给成本增加,也逐渐推出历史舞台。1911年之后,新式银行开始掌握了国内汇兑,在新的支付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随着近代中国经济的开放,外国银行对中国经济的渗透也随之增强,并控制了国际间汇兑市场。同时,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和金融危机的屡屡发生,也不断打断近代中国金融发展的连续性,甚至改变近代中国金融自然演进的过程,促使整个支付体系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