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道德变革史上，梁启超是一个关键思想环节。作为处于“过渡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的道德思想表现出强烈的“过渡”色彩，新旧杂糅、反复多变是其思想性格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个体的梁启超，其道德思想演变的轨迹以及思想特征是近代中国道德变革史的浓缩。本论文以四个关键词，即“过渡时代”、“危机”、“革命”、“重建”来勾勒梁启超道德思想的演变，“过渡时代之中国”在本质层面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冲突与转化，在现象层面却是国族存亡与中西文明之间的冲突、融合之际，在思想层面则体现为“救亡”与“启蒙”的“重叠共识”。这一时代特点使得近代中国出现三重变调的“道德危机”，一是传统道德在西方现代道德冲击下陷入危机；二是因“过渡时代”青黄不接而导致道德虚无主义出现；三是因“道德救国论”与“国家目的论”的影响下导致道德的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危机转化即是变革，梁启超倡导“道德革命”本意是为了消除道德危机。但是，道德革命仍然受制于时代特征，这样使得道德革命事实上承担了为中国现代化释放动力的功能，因此，无论是以“采补所本无”的批判性引进西方现代道德，建立公德价值谱系的尝试，还是“淬厉所固有”以拓展道德资源，发扬传统道德精神的努力，都无一例外促使传统道德的现代性转向，但传统道德的现代性转向仍未能解除道德危机。“道德革命”同时指向了“道德重建”，梁启超的“道德重建”因受时代环境和个性的影响而呈现出明显的过渡阶段，表现出“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不同阶段，但统制于现代化视野，梁启超在反思欧洲现代道德的病态以及批判检讨传统中国传统道德的前提下，提出以“传统性与现代性”互补的道德重建方向，其要建设的理想社会是“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就此，梁启超道德思想的演变逻辑地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本论文基本是以思想演变为主线，以历史社会的变迁为伏线，两者交织以呈现研究对象的思想轨迹及其思想特征。研究方法上强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史与论相结合，思想和社会的互动，通过梁启超带有个人色彩的道德思想演变来呈现近代中国道德演变中的丰富的复杂性，并以此检讨中国道德建设的困境与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