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要探讨海外体验与现代中国文学发生之间的关系,从而发现海外体验是怎样在直接和间接影响着作家的早期创作。全文研究三个问题:一,哪些历史背景、生活经历、社会感受、学校生活影响了海外作家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方式的变化;二,西方的生活经历、学习感受怎样影响了现代海外作家的文化思想、审美意识的变化;三,现代海外作家文化心理、思维模式、审美意识的变化,将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产生怎样的影响。深受海外体验影响的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现代海外文学,本身就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期大致吻合,集中反映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前言从现代化视角着眼,把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界定为是海外作家对西方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现代文学的感受体验,然后是在此基础上审美的表现,它是社会环境的现代化、主体体验的现代化、审美表现的现代化的完美结合。现代海外作家是在中西社会文化对接的现代语境里寻找走向新生的途径,他们在思维模式上经历了由中国中心到西方中心,再到中西融合互生的变化。走出国门,原先虚骄的中国中心受到剧烈冲击,在进化论基础上形成了二元对立的现代心理模式:羡慕西方,怨恨传统中国,从而诱发了晚清文学改良和五四文学革命。从文化失衡到文化平衡,海外作家由怨恨走向从容平和。海外体验建立在中国/西方对比的基础上,内在的隐藏着国家建设的需要。海外体验直接促使作家走上文学之路,并形成了现代文学的主要内容和在怨恨、怨羡、平和中反思、批判、寻找的中心意旨。与这种体验相适应,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最终表现为国家现代化与个体现代化、历史现代化与审美现代化、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相激相生的动态过程,而非仅仅以西方现代为旨归。正文以时间为序,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十年,晚清作家主要在日本,由于受到甲午海战的刺激,学习日本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出路,到日本的作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流亡的革命家,如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另一类是留学生,如周氏兄弟、许寿裳等,他们在日本期间深深感到弱国子民的悲哀,展开了以批判国民性、批判国家的怨恨写作。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文学革命主要反映在政治小说和语言革新上,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的晚清文学活动主要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论文、翻译结集的《域外小说集》上。不同的人学思想直接影响了他们今后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