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怨”评诗的主张由来已久,但只有在六朝时期钟嵘的《诗品序》里,才形成了别有见地的“诗怨说”理论。《诗品序》中明确提出“诗可以群,可以怨”。随之,“托诗以怨”便成了他评诗的基本标准。《诗品》中,钟嵘所评论的汉代以来最具代表性的123位诗人,无论上品、中品,还是下品,都突出一个“怨”字。如上品评班婕妤的“怨深文绮”。中品评卢谌的“多感恨之词”,下品评谬袭的“维以告哀”,可以说,以“怨”评诗是钟嵘诗论的显著特色。那么,钟嵘的“诗怨说”在以“怨”评诗中占据什么位置,其美学意义何在,本文分为三章,去阐释钟嵘的诗怨理论。第一章介绍钟嵘“诗怨说”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诗怨说”是一个绵长的理论脉络,钟嵘正是在这个理论脉络中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承接作用。他继承了孔子“诗可以怨”的观点,把“怨”提高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去。把孔门“仁学”思想以及《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融合到他的诗怨说中,且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诗怨理论。本章是从“怨情”和“身世遭遇”两个角度,去阐释钟嵘“诗怨说”是如何承前启后的。第二章意在说明钟嵘“诗怨说”对整个魏晋审美自觉的推动与深化,这是钟嵘“诗怨说”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在充分认识到了“怨情”走向“艳情”之后的弊端后,钟嵘对“情”进行了重新的界定,本章把之放在魏晋审美自觉的大背景之下,去阐述钟嵘的“诗怨说”在魏晋审美自觉的进程中起到的推动与深化作用。第三章意在阐释钟嵘“诗怨说”最突出的一个贡献,即开创了“以悲为美”的诗歌题材说。他在《诗品序》概括了此种题材中最典型的三类范式,分别是边塞诗,文人不遇诗和闺怨诗。此外,《序》中还影射了“伤春悲秋”等借景抒情的怨诗题材。本章就钟嵘对这几种题材的确立和发展进行细致的阐述。钟嵘的“诗怨说”在整个文学史上贡献是非常之大的,不仅推动和深化了魏晋的审美自觉,还影响韩愈、欧阳修等人的“诗怨”理论,与此同时,又开创了“以悲为美”的诗歌题材说。《诗品》对诗歌抒发怨情的主张倾向性深刻地影响后世的文学批评和创作,是诗歌理论发展中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