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所具有的智能化、隐蔽化、群体化等特点导致了职务犯罪的侦查不同于一般犯罪的侦查。在我国，检察机关的发展史及其宪法地位和“一府两院”的权力架构模式，决定了将职务犯罪侦查权赋予检察机关具有正当性。由于我国与三权分立国家的权力结构模式不同，对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也因此而不同。虽然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有所区别，但是两者在对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方面基本相同，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完善了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确定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但是目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外部监督与制约机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监督与制约的立法欠缺、监督与制约的方式落后、监督与制约的效力有限、缺乏司法救济。由于监督与制约的内涵有所不同，因此，关于职务犯罪侦查权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监督机制，主要包括人大及其常委会、中国共产党、人民监督员以及社会舆论的监督。二是制约机制，主要包括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以及人民法院的制约。只有两个方面的充分结合才能使外部监督与制约机制更加合理，效果更加明显，从而达到构建该制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