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旨在对解黄宾虹作为一名传统文人和思想家,而不是作为一名画家的思想体系获得更良好的理解。在本论文中,笔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黄宾与他的赞助人黄居素和他的学生朱砚英的大量书信来往中所提到观点和思想上的发展变化。通过比较黄宾虹的书信和杂文,并将这些文本与它们的历史和思想背景进行对比,笔者对黄宾虹独特的思想体系的一些方面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特殊理解,即其可以被视为一个“旧”文人对“新”中国在整个过渡时期面临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危机的终身反应。黄宾虹在他那个时代的一些意识形态辩论中所作贡献的一个独特之处是,提到并讨论当时的社会问题时（如工业化的引入、过度消费主义的蔓延、中国画的高度商品化、中国社会走向实利主义的总趋势以及当时的众多变化对整个中国社会体系产生的重新定义）,都是从纯艺术角度进行的。在写作过程中讨论中国画时,黄宾虹实际上是在讨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命运。黄宾虹意识到当时中国社会结构正在迅速发生着深远而不可逆转的变化,因此在中国画上投射出一种与他那个时代的新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新功能。从理想主义的角度讲,笔者认为黄宾虹把中国画视为一种可行的“救国”手段,即通过保存和保证中国精神精髓的永存来确保中国文明的生存。笔者通过研究产生以下观点,即黄宾虹的想法是对高剑父提出“艺术救国”概念的发展。本论文的论证基于对黄宾虹与他的学生朱砚英和他的赞助人黄居素（作为主要文献来源）、吴鸣和刘作筹（作为次要文献来源）的书信的文本分析,以及对黄宾虹的杂文的分析。本论文的注意力集中在与黄宾虹与朱砚英的书信,以及《精神重于物质说》（1934年）、《养生之道》（1948年）两篇杂文上。《精神重于物质说》及《养生之道》被当成为“主要”文本来源,而《图画非无益》（1934年）、《改良国画问题之检讨》（1944年）、《国画中外之观测》（未注明日期）和《美术馆之我见》（1946年）则被当成为“次要”（即“辅助”）文本来源。本论文《绪论》概述了黄宾虹学术研究领域的过去和当前趋势,总结了现有的主要论文和出版物,并在这方面特别关注了中国大陆以外对黄宾虹的研究。在本章中,笔者解释了论文的目的、范围和主要兴趣点,并进一步介绍了对其研究提起到关键作用的最新出版物,从而定义了本论文主要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笔者在《绪论》中还对黄宾虹的社会身份和精神身份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把此讨论当成黄宾虹思想体系本身以及本论文对其的探究为基础（这一特定的讨论是在《结论》中再次被进行并扩充）。第一章探讨了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意识形态状况,并界定了黄宾虹在1909年移居上海之前的社会、教育和意识形态背景。本章接着集中关注对黄宾虹智力和思想发展至关重要的“上海时期”（1909-1937年）,并探讨了黄宾虹在中国新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背景下归因于中国画的作用。第一章认定并提出了黄宾虹思想体系的两个核心概念:“救中国画”以及“以中国画救国”。第二章深入分析黄宾虹与他的学生朱砚英的书信往来。通过对这一书信系列的文本分析,笔者能够勾勒出黄宾虹的思想体系,发现这一体系是基于他的两个关键概念,即“救中国画”和“以中国画救国”。黄宾虹在给朱砚英的信中讨论了一系列不同的话题,从中考察了他对这两个理想的看法。第三章深入分析了黄宾虹与赞助人黄居素的书信往来。在黄宾虹与另外两位赞助人吴鸣和刘作筹的通信中发现的观点被作为补充证据。本章主要探究黄宾虹对“以画为生”务实观念与“以生为画”理想的看法。通过分析黄宾虹与他赞助人的书信,笔者发现了黄宾虹性格新的一面。这通过与朱砚英的书信来往的分析所发现的是相当不同的。黄宾虹与朱砚英的通信揭示了一个博学的读书人对身边发生的一切都保持警觉和关注的心态,而与黄居素的通信则揭示了黄宾虹性格中似乎更亲密的,更复杂的一面,其中包括缺乏自信和理想的冲突。与黄居素的书面对话的一个核心点是,黄宾虹对出售自己的画作为谋生手段在心里存在自我矛盾。理想情况下,黄宾虹将中国画视为一种自我修养和“救国”的手段。因此,他竭尽全力将其与任何商业和货币事务分离开来。与此同时,他与家人的物质需求常常迫使他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出售自己的画作成为确保家庭日常开销。笔者在第四章里继续探究黄宾虹的思想体系,并通过对黄宾虹撰写的一系列杂文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发展。《精神重于物质说》和《养生之道》被当成主要的文本来源,而《图画非无益》（1934年）、《改良国画问题之检讨》（1944年）、《国画中外之观测》（未注明日期）和《美术馆之我见》（1946年）作为补充文本来源。本章的论证同时借鉴了论文前三章的书信、文本分析以及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