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国的监护对象只有两类:一类是精神病人一类是未成年人,而对精神正常的老年人来说,只有赡养制度。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这一庞大群体面临家庭生活模式改变后子女不在身边,行为能力老化无法充分行使自治权利的问题。老年人属于成年人,但老年人又不同于一般的成年人,老年人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他们随着年龄增长可能会产生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以及智力下降等问题。虽是人体的自然规律,但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下降为现行法律规定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境地,所以以往的传统监护行为已不能满足当今老龄化社会的现状。201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新增了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实质是将传统的监护对象扩大到老年人,是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新举措。意定监护制度反映了“尊重本人自我决定权”、“维持本人正常生活化”的理念,本文认为这一制度保护的恰是由于年迈或疾病等其他原因在权利行使上需要帮助和照顾的老年人。新制度的缺陷在于——《民法总则》对成年人意定监护只进行了表面上的概括性规定,除本人有权选任监护人以外,其他规定依然建立在传统理论基础之上,极容易造成该制度流于形式,老年人权益仍得不到保障。法律就意定监护成立及生效形式、意定监护人选任标准、意定监护合同中的限制性内容、意定监护的监督等具体内容均未明确规定。本文首先从意定监护的概念入手,阐释老年人意定监护与委托监护、遗赠抚养协议等其他相关现有制度的特殊性及区别,说明新增意定监护的必要性;其次从意定监护的发展现状出发,结合老年人意定监护的域外实施现状,从意定监护主体、合同形式要件、监护权范围、监护合同终止事由、监护监督制度等方面总结了英美日三国的立法现状,为发展我国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提供理论与实际方面的参考。然后采用比较分析法指出我国老年人意定监护存在的漏洞之处,提出完善我国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理念,按“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完善监护合同中的主体及内容事项,建议建立完善的公力监督与私力监督机制,以期帮助老年人在意定监护制度中能够真正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