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早的女子教育,可上溯至以家庭为单位而进行的平安时代。进入江户时代之后,尽管也有少数女性通过上“寺子屋”的方式接受教育,但由于深受儒教“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观念的影响,并未获得太大的发展。进入明治时期之后,日本政府企图通过建设近代国民国家实现“脱亚入欧”的目标,将女子教育提升至与日本的近代化密切相关的地位,积极倡导和推进女子教育的发展。其中,甲午战争对于“贤妻良母”主义的确立、明治三十年代女子教育的迅猛发展,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随着女子教育的飞速发展,以“女学生”为主人公的文艺作品应运而生,成为明治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中,明治三、四十年代小说中,接受过“高等女子学校”所实施的近代教育的女性人物形象的变迁,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日本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该时期上述女性的人物形象,可以基于其人生的三个时期进行深入考察:一、“在校生”明治社会将“女学生”视为先进文明的象征,同时又将日本传统女性视为落后于时代的“旧女”。在该过程中,由于其近代化的服饰、发型以及所掌握的近代知识,社会上普遍认为“女学生”已拥有辅佐丈夫、独立操持家庭的能力,作为“贤妻良母”的最佳候选者,一跃成为引导日本妇女走向美好未来的“理想妇女”。另一方面,处于理想状态的“贤妻良母”教育理念与险恶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巨大反差,导致“女学生”始终被置于“堕落””的边缘,从而形成了“女学生=淫荡?堕落”这一负面的社会形象。二、“毕业生”大多数“女学生”遵循“贤妻良母”教育方针的规划,毕业后迅速迈入婚姻生活,自觉走上“国民化”的道路,但同时,也有部分“自我意识”觉醒的“女学生”,由于各种原因,有的转化为致力于培养“贤妻良母”的教育者,有的一度抗争之后,最终屈从于“贤妻良母”的要求,或者通过自杀这种极端手段来坚持“自我”。三、“妻子”为了借助结婚这一手段获得财力和社会地位,迅速改变自己的命运,很多“女学生”选择了毕业旋即结婚。但是由于自我意识已经觉醒,很多妻子注定无法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有的妻子面对现实无力反抗,只能痛苦地压抑自己的欲望,有的妻子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最终堕落为置伦理道德于不顾的“恶魔”。本论文基于“文学作品中‘女学生’的存在意义”这一问题意识,以文本分析理论为指导,借助对作为“符号”的服饰、发型、交通工具以及社会上对女学生的评价等的分析,系统整理上述三个人生阶段中“女学生”的人物形象,得出结论:明治三十年代确立的“贤妻良母”教育理念,是以国民国家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其本质是以牺牲女性的幸福为前提,实现女性国民化,从而达到为以男性社会为中心的国家建设服务。通过上述研究,借此明晰明治三、四十年代女子教育的本质,以及其与国民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探究“女学生”形象在日本文学史中的定位,为进一步深入探讨大正时期通俗文学、乃至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深化对日本社会的认识提供有益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