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主要通过公司对外收购兼并来实现,同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发展离不开跨国公司的力量。我国经济迅猛的增速是一些本国企业迅速成长壮大的根本,随着国家“走出去”的指导方针的践行,许多有实力的公司摩拳擦掌,迈出踏足海外市场的步伐,在全世界开展生产和经营活动。对比世界其他经济大国,Kumar (2009)和Wu(2010)认为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国与众不同的政治环境和与时俱进的政策变化,这也是其区别于他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重要特点。基于国家政策角度,虽然企业自身的投资经营受政府的管控程度控越来越小,但就当前形势来看国内企业的跨国并购仍需得到国家商务部、中国外汇监管局等不少部门的批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的主力军,许多较有影响力的海外并购的并购方都为国有企业。根据《经济学人》五年的统计,我国企业成功完成的跨国并购项目中有170余项规模超过5千万美元,其中通过国有企业推动的有八成以上其中不乏完全由政府完全主导的并购案。政府同时也是许多民营企业跨国并购事件的推手。由此可见,政府对于企业的作用与企业海外并购的绩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更使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扑朔迷离,也增强了二者关系研究得价值。本文试图通过对政治关联企业跨国并购的研究来揭开政治关联的神秘面纱。具体来说,通过分析对比有政治关联企业和无政治关联企业跨国并购长期绩效的差异,从而达到探究政治关联程度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作用的效果。本文选择跨国并购作为分析前提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之前的研究很少关注政治关联对公司的投资决策的影响,提高了论文的可行性；其次,跨国并购作为企业的一个独特的业务模式,在这一业务模式中政府有机会并有动机对企业施加影响；最后,现有的证据表明目前正在增长的跨境收购事件的收购方很大一部分由政府控制,并购的这一特点对分析企业政治关联有特殊的帮助。本文的样本和研究设计主要集中在企业政治关联对跨国并购绩效的研究,并基于此构建模型框架。本文基于前人研究,在如下几个方面拓展开来。首先,本文尝试对企业政治关联和企业估值和企业行为的相互作用进行探索。为了厘清政治关联的复杂影响,激励本文探寻政治关联影响的机制,进一步研究这种联系与企业内在价值和企业外在绩效的相关性。到目前为止,论证对政治关联是造成企业成本增加还是能使企业获益的研究是有限的。虽然一些学者认为,政治关联的影响作用于企业财务表现方面,鲜少研究证据将企业政治关联与企业投资决策联系起来。第二,我们验证了政治关联对企业的有害影响。这一发现加深了我们的理解：政治关联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在于将政府支持(如先天的贷款优势,及时的政府救助)转化为超额的收益。第三,我们增加了并购方企业所有权性质对企业政治管理与企业跨国并购长期绩效的影响的调节。第四,国际商业文学研究中,虽然在企业决策的塑造中,制度的作用已被广泛提及,大多数以前的研究集中于一个国家的制度设置。本文的研究中直接使用投资者保护要素,并结合不同目标国数据之间的直接区分投资者保护程度的强弱。本文综合政治联系与跨国并购研究中的相关理论,选取2002-2012年中国96个海外并购成功事件为样本,采用赋值法度量企业政治关联,采用累计超常收益(CAR)和购买并持有超常收益(BHAR)度量长期并购绩效,对企业政治关联和企业跨国并购绩效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阐述,并将并购方所有权性质和目标方投资者保护程度纳入对两者关系的调节因素,其中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包括两类：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以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差异为切入点,探究企业政治关联及其长期绩效的内在联系。同时用修正后的反董事权利指数作为衡量目标国投资者保护的依据,考察其对企业政治关联和企业跨国并购长期相互关系的调节,并得出并购方政治关联反作用于其跨国并购绩效,然而这种反作用表现于目标国投资者保护水平调节的过程中。本文综合使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对照法、事件研究法分析了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跨国并购长期绩效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企业政治关联反向作用于企业跨国并购长期绩效,本文认为这是政治关联的负面作用强于其正面作用。同时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对企业政治关联和企业跨国并购长期绩效间的相互影响并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与预期不甚相符。但是,研究结果还表明,目标国的投资者保护水平却能够对企业政治关联和企业跨国并购长期绩效间的相互影响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认为这是由于较高的投资者保护带来了政府活动的透明化,同时其严格的法律执行规则和政策能够起到削弱企业政治关联与企业跨国并购之间影响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对企业发现自己跨国并购中的弊端和挖掘更有助于自身对外投资效率的方式和策略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同时也为政府部门对外投资战略的制定以及中国企业在跨国投资中的目标选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就企业而言,企业应该审慎地对待企业的政治关联,认清它对企业作用的两面性,同时企业不应本末倒置将谋求政治便利并以此牺牲企业利益,更重要的是应该更加重视自身主要业务的开拓和发展,形成符合自身发展的长远战略规划并以此为企业进步的指导。而对政府而言,将企业政治关联比作是双刃剑恰如其分,而政府主要任务是加强监管完善市场化制度,进一步促进长期绩效的提高。同时应加速出台扶持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海外并购的指引政策,包括对目标国制度环境(特别是政治、法律等因素)的关注、目标企业的选择(包括行业类型、所有权公开状态)等,以降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交易难度,充实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并购市场的国际经验,从而形成海外投资的动态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