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激励是现代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一环，历来被视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机制。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如果不参照社会中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就无法估价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效率。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法律环境总体仍相对比较薄弱且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走向成熟，政府干预在我国企业普遍存在，政府行为成为影响我国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性的主要环境因素。一方面政府干预可以抑制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保证高管薪酬契约的实施；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干预的刚性和滞后性，政府干预可能会对国有企业的薪酬契约产生外溢的效果，即隐性契约的形成，在职消费是隐性薪酬契约的主要实现形式。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于不同的目标利益，在国有企业管理方面体现出不同的政策取向，政府干预程度和目标有所不同。本文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基于薪酬激励理论和政府干预理论，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动机和方式进行分析，并详细分析其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的影响。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以2007年至2011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根据最终控制人分样本进行政府干预对上市公司货币薪酬、在职消费和股权激励的有效性影响的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上市公司，政府干预显著降低了高管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的激励有效性，这种作用在中央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并不显著；在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上市公司，货币薪酬激励是有效的激励方式，在职消费激励的高成本抵消了其带来的企业租金的增长，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上市公司，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都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在职消费能弥补薪酬管制下的货币薪酬激励的不足，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在国有企业，股权激励的效果都不明显。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