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迁入川黔滇邻区的三角村及其周边地区到改革开放前的60余年间,同处一村的苗族“蒙”①和“阿卯”②支系驾驭族群符号建构了区隔“他者”的婚姻模式,藉此与同村的另一支系以文化偏见的形式保持其族群边界,建立起同村落中具有文化差异的村落文化结构,维持了村落日常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转。国家现代化的背景中,特别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急剧冲击和村民观念的深入变革,“蒙”和“阿卯”基于族群符号所建构的传统婚姻模式趋于瓦解,传统的婚姻文化结构和村落秩序被打破,三角村苗族两个支系的婚姻模式在国家话语主导下发生了巨大变化。文章以现代化为分析框架,在长时间田野调查基础上,以村民的口述叙事和行为特质为依据,以婚恋对象、通婚范围、择偶标准、择偶权力、婚姻仪礼、婚姻支出以及特殊婚姻习俗为分析单元,记述和探析了三角村苗族“蒙”和“阿卯”婚姻模式的变迁,发现,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婚恋对象的时空位移、通婚范围的由内向外延展、择偶标准的多元化、择偶权力的代际更迭、婚姻仪礼形式由简趋繁、婚姻仪礼内容由少变多,以及婚姻支出由低成本维系转向高成本负担等方面。此外,“蒙”和“阿卯”婚姻模式变迁过程还折射出国家与民族社会互动的一个基本特征：国家现代化的“秩序谋划”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不断规制、引导着民族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主动应对的文化策略,川黔滇邻区民族社会也在不断推动着自身文化适应新条件、实现新发展,充分显示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