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得到社会广泛关注并成为研究热点。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民工问题具有复杂性，涉及到社会、经济、公共管理等多个方面，如民工荒、群体性事件等。农民工问题在宏观层面表现为社会融合问题，但从深层次来看则表现在企业组织层面，即农民工的组织融合问题，如讨薪难，工作环境恶劣、用工歧视等。事实上，许多农民工群体性事件是源于农民工的组织融合问题，即组织融合是社会融合的前提，然而已有研究更多集中在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而对农民工组织融合问题研究少之又少。同时，由于性别特征差异，农民工在工作流动性、职业阶层和薪酬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本文基于性别视角，深入研究农民工人力资本、组织公平对农民工组织融合的影响机制，为全面认识农民工组织融合状况，推动农民工人力资源管理，稳定就业，增加收入，消除农民工群体性事件提出公共政策建议。　　论文采用2014年农村流动人口发展状况调查数据，从性别视角对农民工组织融合进行系统研究，通过构建调节中介模型，揭示了农民工人力资本、组织公平感、工作满意度、家长式领导和农民工组织融合间的内在关系。对丰富组织融合的理论体系，推动农民工融入组织，促进农民工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研究可能的创新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农民工社会融合引入到企业组织领域，提出了性别视角下农民工组织融合的分析框架。以社会融合为参照，基于农民工现实情境，从经济、文化和心理融合三个维度提出组织融合指标，构建了工作满意度、家长式领导对组织公平感与农民工组织融合关系的中介与调节模型。选取性别视角，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组织行为为研究内容，既拓展了组织行为的研究对象，也深化了农民工社会融合研究。本研究框架借鉴管理学与社会学相关理论，从性别视角探究农民工组织融合问题，弥补了农民工关于社会融合研究的不足，为促进农民工组织融合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揭示了农民工组织经济融合的影响机制及其性别差异。组织经济融合影响因素中，培训经历、程序和信息公平感不存在性别差异；文化程度只对男性发挥作用。健康状况、打工年限、分配和人际公平感均不影响组织经济融合，不存在性别差异。工作满意度在组织公平感和农民工工作绩效间有中介作用，男女均为程序公平感。家长式领导在中介效应中起调节作用，其中，仁慈领导只对女性发挥作用，德行和威权领导男女间均有作用。研究结果对于改善农民工组织经济融合，提高农民工城市生活水平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为农民工组织管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第三，揭示了农民工组织文化融合的影响机制及其性别差异。组织文化融合影响因素中，培训经历、信息公平感不存在性别差异；文化程度、健康状况、打工年限、分配公平感只对男性有作用；程序公平感只对女性有作用。人际公平感对男女农民工组织文化融合均不起作用。工作满意度在组织公平感和农民工组织公民行为间有中介作用，男性为分配公平感，女性为程序公平感。家长式领导（德行领导）只在男性农民工中介效应中起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对强化农民工组织公民行为，工作主动性和组织责任意识，进而促进其组织文化融合具有指导意义。　　第四，揭示了农民工组织心理融合的影响机制及其性别差异。组织心理融合影响因素中，打工年限、程序、分配和信息公平感只对男性农民工发挥作用；人际公平感只对女性有作用。文化程度、培训经历、健康状况对男女农民工均不起作用。工作满意度在组织公平感和农民工组织承诺间有中介作用，男性为分配和程序公平感，女性为人际公平感。家长式领导在中介效应中起调节作用，其中，仁慈和威权领导对男性发挥负作用，对女性发挥正向作用。研究结果对弱化农民工离职倾向、降低跳槽频率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为改善企业组织领导风格，促进农民工组织心理融合提供理论借鉴与现实基础。　　根据实证研究结果，以性别为视角，从农民工、企业组织、领导者等方面提出改善农民工组织融合的政策建议，为推动农民工组织管理，促进农民工组织融合，实现性别平等和社会包容性发展提供政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