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上海市私车额度拍卖与高架限行的政策组合效果研究分析,以“外部性”理论及“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结合上海市实际情况,研究限牌、限行政策对于特大型城市交通治理中外部性的抑制效果。本文将上海市“限牌、限行”政策的执行过程作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综合历史数据研究成交均价对于供需调节的效果;利益相关者访谈总结各利益相关者所获得的利益、支付的成本、主要诉求以及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文献分析及类似城市比较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研究“限牌、限行”政策对于交通拥堵等外部性的作用。上海市私车额度拍卖政策自1994年开始的车牌拍卖历经“无底价、公开拍卖”至“警示价拍卖”,政策的核心目的是通过控制车牌投放的数量来控制上海市私家车的保有量,通过设置准入门槛的手段抵消城市交通中的外部性。实施25年来虽然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沪籍车辆增长速度,为城市路网建设争取了一定时间及建设费用。但随着上海市国际金融与航运双中心建设的飞速发展,长三角一体化推进带来巨大的跨区域交通需求,现行政策与城市发展需求相背离。政策执行的过程中针对车牌拍卖方式及限行时间段进行过多次微调,随着车牌投放总量的逐步增加,早晚高峰南北高架、延安路高架及内环部分路段的习惯性拥堵无法通过外牌限行解决。车牌的价格逐年增长,限制投放产生的稀缺性等因素造成市场失灵,无法通过价格手段进行调节。城市交通中的外部性由车辆上路行驶产生。外部性的根源在于开车而非拥车。根据上海市的具体情况而言,拥堵的区域在一定的时间内是相对固定的,主要集中在外环以内的高密度商办区域及大型公共设施周边,行驶同样的里程,因为出发地及目的地不同产生的外部性是不同的;与其它对比城市相同,上海市的交通拥堵时间也呈双峰状,即早晚高峰,不同时间段的驾驶行为产生的外部性也是不同的。城市交通的外部性具有持续时间较短、点对点、分布式的特点且部分具有随机性。针对以上特性以及上海市“限牌、限行”政策多年实施效果的实证分析,本文提出现阶段治理的重点从行政主导的“双限”改为针对拥堵区域、针对停放车辆分级征收的拥堵费的手段让市场起主导作用来对冲城市交通中驾车出行产生的外部性。值得关注的是,本文将学者对于拥堵费的理论研究与伦敦、东京的征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考虑到上海市交通治理的实际特点,创新性的将拥堵费的征收对象划定为拥堵区域的非过境车辆,这部分车辆所产生的外部性更大。关于拥堵税征收的地点设置在停车场的出口,停车费收取阶段征收拥堵附加税实施成本更低、政策的可执行性更高。同时参考北美地区有成功经验的CAR POOL LINE,建议在上海市中环、外环全线,嘉闵高架、延安路高架、南北高架路等部分路段设置合乘车道鼓励合乘。同时结合目前国内共享经济的发展情况,在道路使用中鼓励合法拼车。在总出行需求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政策鼓励减少道路中行驶车辆的空座率减少上路行驶的车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