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一直以来都是我国金融体系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资金融通和资源调配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商业银行的平稳运行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全球金融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为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均通过一系列监管政策来防止商业银行等金融企业承担过高的风险。2010年巴塞尔委员会的各成员国签订了《巴塞尔协议Ⅲ》,我国则在2012年通过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为《新资本管理办法》）,并要求各商业银行于2013年初开始实施,于2018年年底之前达到《新资本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各项监管要求。现如今《新资本管理办法》规定的过渡期已过,我国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政府的资本监管政策是否有效控制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不同股权结构类型商业银行产生的效用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本论文将尝试着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为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本论文运用我国A股上市银行2010-2018年的数据建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政府的资本监管政策在控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方面发挥的作用,并将我国上市银行按照股权结构的不同进行分类,分析资本监管对于不同股权结构类型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产生的影响。本论文按照一定标准将我国商业银行分为政府控制的银行、民营企业控制的银行和股权分散的银行,并进一步将政府控制的银行分为中央政府控制的银行和地方政府控制的银行。本论文主要的实证检验结果如下:其一,资本监管可以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当面临较大的资本监管压力时,商业银行会采取措施降低风险承担水平;其二,在考虑了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之后本论文发现,对于政府和民营企业控制的银行而言,资本监管对其风险承担水平产生的影响要显著高于股权分散型银行,资本监管在控制股权分散型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方面的效果并不显著;其三,在将政府所有者进一步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后本论文发现,对于地方政府控制的银行而言,资本监管对其风险承担水平产生的影响要显著高于中央政府控制的银行。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论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监管机构在制定资本监管政策时需要重点关注银行的所有权特征;第二,监管机构应提高大规模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完善其他各类监管指标;第三,监管机构应加强对股权分散型银行的监管、支持与引导,避免其承担过高的风险。